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入《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的决定
（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８日通过）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９日第４９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同时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予以保留，不受该款约束。
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
本公约缔约国，
深为关切蓄意攻击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而造成伤亡的数目日益增加，
认为无论何人攻击或以其他方法虐待以联合国名义行事的人员都是无理和不可容忍的行为，
认识到联合国行动是为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并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目标与宗旨进行的，
认识到联合国人员及有关人员对联合国在预防性外交、建立和平、维持和平、缔造和平、人道主义和其他行动领域的努力作出重要贡献，
意识到为确保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已有的现行安排，包括联合国主要机关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步骤，
然而承认现行保护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措施尚不充分，
认识到如果在东道国的同意和合作下进行联合国行动，则其有效性和安全会得到加强，
呼吁境内部署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所有国家和这类人员所依赖的所有其他国家提供全面支持，以期协助进行联合国行动并完成其任务，
深信亟需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防止对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攻击行为，并惩罚犯下此种攻击行为者，
兹协议如下：
第一条 定 义
为本公约的目的：
(一)“联合国人员”指：
1.由联合国秘书长聘用或部署担任联合国行动的军事、警察或文职部门的成员的人；
2.由联合国或其专门机构或国际原子能机构派遣、在进行联合国行动的地区具有正式身份的其他官员和专家；
(二)“有关人员”指进行活动以协助完成联合国行动的任务的下列人员：
1.由一国政府或政府间组织根据联合国主管机关的协议派遣的人；
2.由联合国秘书长或专门机构或国际原子能机构聘用的人；
3.由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或机构根据同联合国秘书长或专门机构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协议所部署的人；
(三)“联合国行动”指联合国主管机关根据《联合国宪章》设立并在联合国的权力和控制之下进行的行动，但须：
1.该行动是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或
2.为本公约目的、安全理事会或大会宣布参加行动人员的安全面临特殊危险；
(四)“东道国”指联合国行动进行地区的国家；
(五)“过境国”指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或其装备为执行联合国行动而过境或暂时停留的非东道国的国家。
第 二 条 适用范围
一、本公约适用于第一条所确定的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及联合国行动。
二、本公约不适用于经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授权作为执行行动、有任何参与人员作为与有组织的武装部队作战的战斗人员、并适用国际武装冲突法的联合国行动。
第 三 条 识别标志
一、联合国行动的军事部门和警察部门及其车辆、船舶和航空器应有明显的识别标志。除非联合国秘书长另有决定，联合国行动所涉的其他人员、车辆、船舶和航空器应有适当的识别标志。
二、所有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应携带适当的身份证件。
第四条关于行动地位的协定
东道国与联合国应尽快缔结一项关于联合国行动和所有参与行动人员的地位协定，其中应特别包括行动的军事部门和警察部门的特权和豁免的规定。
第五条 过 境
过境国应协助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及其装备往返东道国时无阻碍地过境。
第六条 尊重法律和规章
一、在不妨碍其可能享有的特权和豁免或其职务规定的情况下，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应：
(一)尊重东道国和过境国的法律和规章；
(二)避免从事与其职务的公正性和国际性不相容的任何行动或活动。
二、联合国秘书长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遵守这些义务。
第七条 确保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安全和保障的义务
一、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其装备和驻地不得成为攻击目标或阻止他们履行其任务的任何行动的目标。
二、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安全和保障。缔约国尤其应采取一切适当步骤，保护在其境内部署的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使其免受第九条所列罪行的危害。
三、在执行本公约中，缔约国应同联合国，并酌情同其他缔约国进行合作。当东道国本身无法采取所需措施时，尤其应当如此。
第八条 释放或交还被捕或被扣的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义务
除非在可适用的部队地位协定中另有规定，如果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在履行职务时被捕或被扣，而其身份已被证实，不应对其进行讯问，而应立即将其释放或交还给联合国或其他有关当局。在释放前，应遵照普遍公认的人权标准和1949年各项《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和精神对待这些人员。
第 九 条 危害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罪行
一、各缔约国应将蓄意犯下的下列行为定为其国内法上的犯罪行为：
(一)对任何联合国人员或有关人员进行谋杀、绑架或其他侵害其人身或自由的行为；
(二)对任何联合国人员或有关人员的公用驻地、私人寓所或交通工具进行暴力攻击因而可能危及其人身或自由的行为；
(三)威胁进行任何这类攻击，其目的是强迫某自然人或法人从事或不从事某种行为；
(四)企图进行任何这类攻击；
(五)构成同谋参与任何这类攻击、或企图进行这类攻击、或策划或指挥他人进行这类攻击的行为。
二、各缔约国应按照第一款所列举的罪行的严重性，对各罪行处以适当的惩罚。
第 十 条 管辖权的确定
一、各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以在下列情况下，确定其对第九条所列举的罪行的管辖权：
(一)所犯罪行发生在本国境内或在本国登记的船舶或航空器上；
(二)嫌疑犯是本国国民。
二、一缔约国也可以确定其对任何此种罪行的管辖权，如果犯罪行为：
(一)是惯常居住该国境内的无国籍人所为；或
(二)是针对该国的国民；或
(三)企图迫使该国从事或不从事某种行为。
三、已确定第二款所述管辖权的任何缔约国，应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如该缔约国后来撤消该管辖权，也应通知联合国秘书长。
四、当嫌疑犯在缔约国境内，而该国不按照第十五条的规定将该犯引渡给任何其他根据第一款或第二款确定管辖权的缔约国时，该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确定其对第九条所列举的罪行的管辖权。
五、本公约并不排除依照国内法行使的任何刑事管辖权。
第十一条 防止危害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罪行
缔约国应合作以防止第九条所列举的罪行，尤其应：
(一)采取一切实际可行的措施，以防止在其各自境内策划在其境内或境外犯下此种罪行；
(二)按照国内法的规定交换情报，酌情协调采取行政的或其他方面的措施，以防止发生此种罪行。
第十二条 递送情报
一、第九条所列举的罪行发生地的缔约国，如有理由相信嫌疑犯已逃离其国境，应按照本国法律规定的条件，将所有关于犯罪的事实以及所获得的有关嫌疑犯身份的情报送交联合国秘书长，并直接或通过秘书长送交有关国家。
二、一旦发生第九条所列举的罪行时，持有关于受害人和犯罪情况的情报的缔约国应设法按照其本国法律规定的条件，充分和及时地将这些情报递送秘书长和有关国家。
第十三条 确保进行起诉或引渡的措施
一、如情况需要时，嫌疑犯所在地的缔约国应根据本国法律采取适当措施，确保该犯留在其境内，以便对其进行起诉或引渡。
二、根据第一款采取的措施应按照本国法立即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并直接或通过秘书长通知：
(一)犯罪地国家；
(二)嫌疑犯的国籍国，如为无国籍人士，则其惯常居住国；
(三)受害人的国籍国；
(四)其他有关国家。
第十四条 对嫌疑犯的起诉
嫌疑犯所在地的缔约国如不将该犯引渡，应毫无例外地立即将案件提交本国主管当局，以便按照本国法律规定的程序提起诉讼。这些当局应按本国法律以处理情节严重的普通犯罪案件的方式作出判决。
第十五条 嫌疑犯的引渡
一、如果各缔约国之间的任何现行引渡条约未将第九条所列举的罪行列为可引渡的罪行，应将这些罪行视为包括在这些条约中的可引渡的罪行。各缔约国承诺在将来彼此间所签订的每一项引渡条约中都将这些罪行列为可引渡的罪行。
二、以订有引渡条约作为引渡条件的缔约国，如接到未与其订有引渡条约的另一缔约国的引渡请求，可以自行决定视本公约为对这些罪行进行引渡的法律根据。引渡应依照被请求国法律规定的条件办理。
三、不以订有引渡条约作为引渡条件的缔约国应承认这些罪行是彼此之间可引渡的罪行，但应依照被请求国法律规定的条件办理。
四、为了各缔约国彼此之间进行引渡，其中每一项罪行应视为不但发生于实际犯罪地点，而且发生于已根据第十条第一款或第二款确定管辖权的缔约国境内。
第十六条 在刑事方面的相互协助
一、为对第九条所列举的罪行提起刑事诉讼，各缔约国应互相提供最大程度的协助，包括协助获得其所持有而为诉讼所必需的证据。被请求国的法律应适用于所有情况。
二、第一款的规定不影响任何其他条约所规定关于相互协助的义务。
第十七条 公平待遇
一、任何人因第九条所列举的任何罪行而受到调查或被提起诉讼时，应在调查或诉讼的各个阶段中保障其受到公平待遇，受到公平审判，各项权利受到充分保护。
二、任何嫌疑犯均有权：
(一)立即与其国籍国或有权保护其权利的国家或如该嫌疑犯为无国籍人士则经其请求愿意保护其权利的国家的距离最近的适当代表取得联系；
(二)由该国或其他国家的代表前往探视。
第十八条 诉讼结果的通知
嫌疑犯起诉地的缔约国应将诉讼的最后结果通知联合国秘书长。秘书长应将该情报转达其他缔约国。
第十九条 传 播
各缔约国承诺尽可能广泛传播本公约，特别是将本公约以及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有关规定的学习纳入其军事教学课程之中。
第二十条 保留条款
本公约中的任何规定不得影响：
(一)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文书所载普遍公认的人权标准对于保护联合国行动以及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适用性，或这些人员尊重有关法律和标准的责任；
(二)各国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关于同意人员进入本国国境的权利和义务；
(三)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按照联合国行动的权限执行任务的义务；
(四)自愿派遣人员参加联合国行动的国家将其人员撤出该项行动的权利；
(五)各国自愿派遣参加联合国行动的人员因维持和平工作而死亡、残废、受伤或生病时应领取适当赔偿的权利。
第二十一条 自卫权利
本公约中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减损实行自卫的权利。
第二十二条 解决争端
一、两个或多个缔约国之间关于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任何争端，如不能通过谈判解决，经其中一方的要求，应提交仲裁。如当事各方在提出仲裁要求之日起6个月内无法就仲裁安排取得协议时，其中任何一方可以依照《国际法院规约》提出请求书，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
二、各缔约国在签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时，可声明该国不受第一款全部或部分约束。其他缔约国对于作出这项保留的任何缔约国，也不受第一款或其中有关部分的约束。
三、依照第二款的规定作出保留的任何缔约国可随时通知联合国秘书长撤回该项保留。
第二十三条 审查会议
应一个或多个缔约国的要求，而且如果经过多数缔约国核准，联合国秘书长应召开缔约国会议，审查本公约的执行情况以及其适用方面遇到的任何问题。
第二十四条 签 字
本公约应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向各国开放签字，至1995年12月31日止。
第二十五条 批准、接受或核准
本公约须经批准、接受或核准。批准书、接受书或核准书应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
第二十六条 加 入
本公约应开放给任何国家加入。加入书应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
第二十七条 生 效
一、本公约应自22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后30天生效。
二、对于交存第22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后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公约的各缔约国，公约应于该国交存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后第30天生效。
第二十八条 退 出
一、缔约国可以书面通知联合国秘书长退出本公约。
二、退出应在联合国秘书长收到通知之日后1年生效。
第二十九条 正式文本
本公约的原本应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公约的阿拉伯文本、中文本、英文本、法文本、俄文本和西班牙文本具有同等效力。秘书长应将经核证的公约副本送交所有国家。
中美刑法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比较研究
王能干（xbgx@163.com；QQ:28532012）
2008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公布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说明》，其中有关于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合法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修改建议，即“将本罪的最高刑由五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年有期徒刑。”笔者现结合中美刑法中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有关差异，对此作一粗浅的分析，并提出自己的建议，仅供立法者之参考。
一、中美刑法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比较
1、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是否归罪的比较
在我国刑法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行为。本罪首先规定于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并为1997年修订的新刑法所吸收，规定于贪污贿赂罪一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主体为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犯罪客体为复杂客体，既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又侵犯了国家正常的财产制度。犯罪的客观方面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行为人有与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财产或者支出记录；二是行为人无法说明上述财产或者支出的合法来源。犯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和公私财产权的危害结果，而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通过我国刑法的规定就可以看出，国家工作人员拥有与自己的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财产且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行为，是可以构成犯罪的行为。
在美国刑法中，由于美国具有英美法系“法官造法”的特点，因此对具体的罪名的规定十分繁琐详密，没有如大陆法系的刑法典那样对罪名下一简明的定义，相应的对于类似我国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法规定也散见于不同的刑事法律之中。1978年，美国颁布了《政府官员行为道德法》，1989年修订为《道德改革法》。这一法律是规范了财产申报制度。它规定，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联邦法官以及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在任职前报告自己的财产状况，上任后还须按月申报。同时，财产申报不只限于申报者本人，还必须包括其配偶或受抚养的子女的有关情况。除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或其他不宜暴露身份的官员外，各受理申报的机关均须将财产申报资料公开，供大众查阅复印，以便接受社会监督。对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者，各单位可对当事人直接进行处罚。司法部也可对当事人提出民事诉讼，法院将酌情判处1万美元以下的罚款。对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人，司法部可提出刑事诉讼，判处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或5年监禁。
通过上述美国的法律规定可以得知，美国刑法主要是处罚财产申报中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以及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行为。其处罚力度和中国刑法类似，上限为5年监禁。
综上所述可以得知，中美两国刑法都将应当履行说明或者申报巨额财产来源的相关义务人违反了法律规定的行为当作犯罪行为来惩处，所不同的情况是，我国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处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律依据是刑法第395条，而美国法律的处罚依据则是财产申报方面的相关法律。
2、关于财产申报的义务是否作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定罪之前提的比较
1995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对中国官员的收入实行申报。 根据规定，所有的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中的县（处）以上（含县处级）领导干部，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负责人都必须申报自己的收入。收入申报的项目主要包括工资；各类奖金、津贴、补贴及福利费等；从事咨询、讲学、写作、审稿、书画等劳务所得；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承包、承租经营所得。该规定的第六条还规定，申报人不申报或者不如实申报收入的，由所在党组织、行政部门或者纪检监察机关责令其申报、改正，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党纪政纪处分。
在我国法律制度中，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所发文件不能作为刑法的法律渊源，也就不能作为法院定罪量刑的审判依据。上述关于党政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即使违反了也只能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因此，关于财产申报的义务不能作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定罪的前提。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非是因为其违反了财产申报之义务，而是因为司法机关在确凿掌握了其拥有了与其合法收入差距巨大的财产之后，该国家工作人员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行为。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包括以下四种情形，一是行为人拒不说明财产来源；二是行为人无法说明财产的具体来源；三是行为人所说的财产来源经司法机关查证并不属实；四是行为人所说的财产来源因线索不具体等原因，司法机关无法查实，但能排除存在来源合法的可能性和合理性的。
《美国政府道德法》规定，对于拒绝申报和作虚假申报的一般公务员，应对其作出5000美元以下的罚款；若各机关首脑拒绝申报或提供不实的申报资料，则可委请司法部长予以处理，各级政府首脑亦应对其采取适当的人事或其他措施。
财产申报制度成为美国政府打击腐败的得力武器。通过审查官员的财产状况，可以及时发现所谓的“利益冲突”。美国法律规定，禁止政府官员参与可能导致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实质性冲突的事务。比如，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认为，在国防部任职的官员，只要拥有每年与国防部做1万美元以上生意的公司的股票，就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在批准官员任命前，委员会都可以要求采取适当的措施。
也就是说，在美国刑法中，追究公职人员的财产来源不明之罪，其应当履行财产申报之义务是定罪的前提。如果没有财产申报之义务，即使拥有再多的无法说明来源的财产，并且也没有其他犯罪行为的，就不能对其定罪。
3、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证明责任分担之比较
根据我国刑事法律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情况下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如实陈述，只有在例外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才应当承担证明责任。这一例外情况就是指我国刑法第395条第1款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依据该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其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也就是说，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犯罪嫌疑人负有说明其明显超过合法收入的那部分财产的来源的责任，如果不能说明来源是合法的，则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论处。这是典型的证明责任倒置，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责任的一个例外。但是，证明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并差额巨大这一事实存在的责任，仍然由司法机关承担。
也就是说，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证明责任分担中，司法机关必须证明国家工作人员存在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并差额巨大这一事实的存在，而犯罪嫌疑人则要承担说明那部分财产来源合法的证明责任。
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主要由控诉人承担，但在一定条件下转到被告人身上。按照美国司法制度，证明责任有两层含义：一是举证责任，控告一方为避免驳回诉讼，有责任向法院提出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被告一方如果进行否定罪责的辩护时也承担一定得举证责任。二是说服责任，控诉一方为保证法院作出对被告人的有罪判决而进一步反驳辩护所承担的证明责任。此外，在法律推定有罪的情况下，被告人为了驳斥推定，应当举证。但无论如何，被告人的证明责任的范围都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而不是任意扩张的。根据这些法律规定，在公职人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行为的追究上，司法机关主要承担的是证明公职人员不按照法律规定申报财产的责任，而公职人员则需要对自己已经如实申报财产这一部分承担证明责任。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刑法中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证明责任和所有其他犯罪行为的证明责任是不同的，是需要被告一方承担相应证明责任的，在美国法律中也是双方互有证明责任。
4、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否单独适用之比较
在我国，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设立以来没有单独适用过。该罪总是成了贪污罪、贿赂罪的附带罪名，客观上为腐败分子们提供了一个兜底条款，从而使该罪存在着构成要件的独立性和实践上的附随性冲突，这也是该罪存在的不合理之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所以没有单独适用过，并不是因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构成要件上的欠缺，而是因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行为总是伴随着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等犯罪行为的存在而存在，当其他犯罪行为已经查证属实之后，仍然有巨额的财产来源不明。刑法上所说的财产来源不明，并非民法上的所说无主财产，而是推定该部分财产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所有，但是该国家工作人员拒不说明该部分财产的合法来源。由于该国家工作人员犯有贪污、贿赂等其他犯罪行为的同时，根据刑法确定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就顺理成章了。如果该国家工作人员没有其他犯罪行为，仅仅定单独的一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似乎有违该罪的本意。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今后会有单独适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一情况出现的可能性。
根据美国的法律，公职人员违反了财产申报方面的法律，可以被单独处罚，是否存在其他犯罪行为，并非该罪成立的要件。美国在实行财产申报制后，因巨额财产来历不明而受处理的大小官员不计其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众议院议长赖特违反道德法规案。1989年赖特因在过去10年间先后69次违反国会对议员财产收入的法规而被迫辞职，成为200多年来美国第一个违法贪财而被迫辞职的众议院议长。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得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美国是可以被单独适用的，但是其主要表现形式是违反了财产申报的法规，即行为的重点是在财产申报中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以及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行为，并不必然推定其犯有其他犯罪行为。在这一点上，和我国的刑法是有很大的不同之处。
二、如何借鉴美国经验来修改我国刑法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我国刑法修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即，如何借鉴美国经验来修改该罪的一些内容，需要进行一定的甄别。提高法定刑的上限，增设刑罚的档次，固然是比较好的思路，但是，与其让该罪显而易见的缺陷依旧存在，倒不如从根源上加以防治，即增加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的义务，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1、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之义务应当作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定罪的前置条件
我国虽然有《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这一文件，但由于其并非正式的法律文件，司法机关不能据此来执法。而追究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同时，却没有对国家工作人员违反财产申报之义务作出刑罚处罚的法律规定，因此，司法实践中只有当某位国家工作人员在有贪污、贿赂等罪行时，才有可能查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行为的事实存在，而没有被查获的案件数却可能比较多，这既是一种事实上的不公平行为，也对打击这类犯罪行为不利。因此，要追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首先应当制定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方面的法律，象美国法律那样，通过详实的财产申报制度来规范公职人员的义务，这样既可以提高政务公开的透明度，也可以减少公职人员犯罪的几率。当然，在制定财产申报法律时，可以借鉴美国现有的法律，既要规定申报主体，也要规定申报财产的范围以及法律责任。
2、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定罪的客观方面应当是国家工作人员拒不履行财产申报义务的行为，而非拒不说明巨额财产来源的行为
存在着拒不说明巨额财产来源的行为，能否一定推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有罪？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根据现代刑事诉讼法关于无罪推定的原则，被告人没有证明自己有罪的义务，公诉机关应当有详实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对被告人提起诉讼。虽然查实国家工作人员有巨额财产，但是公诉机关也没有查明该项财产的来源，就不能将财产来源的证明责任转嫁给被告人，由被告人自己去证明其有罪。如果有法律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如实申报自己的财产来源，那么当国家工作人员有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以及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行为的同时，又查获了巨额财产，就可以对国家工作人员不履行或者不如实履行财产申报义务的行为进行定罪处罚。也就是说，司法机关并不是追究其拒不说明巨额财产来源的行为，而是在惩处国家工作人员不如实履行财产申报义务的行为。
3、对于已经如实履行财产申报义务仍查明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行为应当分别对待
司法实践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行为总是伴随着贪污、贿赂等行为。民众普通对该罪存在的质疑就是国家工作人员不可能说不出巨额财产的来源，一定会清楚的记得每笔财产的收入来源，只有查实了巨额财产的来源，就必定推知该国家工作人员犯罪事实的存在，对其定罪就是合理合法的。笔者认为，巨额财产的来源未必象普通民众想像的那样一定能查个水落石出。打个比方说，在某人家里发现一定量的毒品，而这个人无法说明毒品的来源，司法机关也没有证据证明该毒品的来源是这个人私藏的还是他人栽赃陷害的，是否一定要以私藏毒品罪来定罪呢？当然不能。再来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有关规定。1999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案标准提高到30万元。根据这一立案标准，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数额应达到30万元以上。不满30万元的，不能认定构成本罪，但其非法所得应依法予以追缴。在我国尚没有财产申报法律下，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达到30万元以上，就可以立案。笔者认为，在今后，我国若制定财产申报法，那么，国家工作人员已经如实履行财产申报义务，对于仍然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如何定罪，应当分别对待。
第一种情况是已经如实履行财产申报义务仍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并且犯有其他相关的贪污、贿赂犯罪行为的，应当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定罪处罚。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并无不妥之处，当然，是否要提高法定刑的上限，可以在相关的财产申报法中加以具体规定。
第二种情况是已经如实履行财产申报义务仍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但没有其他相关的贪污、贿赂犯罪行为，不能排除是他人栽赃陷害的，不应当定罪处罚，该项财产可以按照法律规定追缴。这里所说的不能排除他人栽赃陷害的情况，笔者认为只有在有举报在先的情况下，或者财产申报监督机关履行常规检查或者司法机关立案处理进行调查后，财产申报监督机关或者司法机关和该国家工作人员几乎同时发现巨额财产的存在。但是要注意的是，该项财产可能是其银行帐号上的款项，也可能是其他种类的财产。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本人发现该项财产的时间在先，司法机关立案处理的时间在后，并且存在着较大的时间差，仍然可以按照隐匿财产不报的行为进行处理。
三、结语
虽然中美刑法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隶属于不同法系，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刑法关于财产申报制度之健全，规范的详细，是借得我国刑法借鉴的。共同打击职务犯罪，是全球面临的重大课题。只要我国刑法从财产申报等方面进行了规范，特别是堵住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一所谓“口袋罪”上的漏洞，就一定能够更好的规范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使其更好的服务于人民的利益。
参考书目：
张明楷著：《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周振雄著：《美国司法制度概览》，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张明楷、黎宏、周光权著：《刑法新问题探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