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幕交易及其法律控制研究
李倩 中央民族大学 100081
【摘 要】内幕交易是一种证券投机行为，是一种欺诈交易行为，是证券犯罪的一种常见形态。本文通过对内幕交易概念的界定，法律规制内幕交易行为的价值依据和我国现行立法状况的分析，从内幕交易构成要素，预防监控制度和制裁制度等方面探讨了我国现行立法的不足并提出了完善建议。
【关键词】内幕交易 内幕信息 内幕人员
背景：证券市场既是一个风险市场，也是一个机会市场，投资者要想抓住时机，就必须及时充分地掌握上市公司的真实信息，这样才能把握证券价格的未来走势，成功地进行交易。在我国证券市场形成之初，由于市场的不规范运行和立法的滞后，一方面是无法可依，一方面却是有利可图，因此内幕交易的普遍存在就不难理喻。从法律理念出发，只有在禁止内幕交易的法律产生之后，内幕交易才会被赋予“违反”的属性，从而也才会出现所谓“内幕交易案件”的问题。据统计资料显示，“截至1999年6月底，我国证监会共公布了133起市场不当行为案件，涉及大约271家单位、近200名个人，总计没收非法所得大约65687万元，罚款约10408万元。 而在这些不当行为中，内幕交易及与内幕交易相关的案件，占有相对大的比例。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在证券市场上，大约80％的违法案件与内幕交易相关，大约80％的违法交易金额与内幕交易案件有关。 有人统计，在我国证券市场短短的十年多历程中，截至1999年6月，查处并曝光并有相当影响的内幕交易案件，就多达6起 ；又有人统计，自1993年中国证监会成立以来，到2001年6月底止，证监会查处的案件即有8起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为保障投资者能够平等地获得信息，享有公平获利的机会，就必须严禁内幕交易，使所有投资者能够站在交易前的同一起跑线上，凭着各自对已公开信息的技术分析和理性判断，展开公平竞争。
一、内幕交易的概念界定
什么是内幕交易(Inside Trading)？这是一切有关内幕交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它不仅涉及股份公司、公司管理人员、证券投资者的利益，也涉及股份公司和证券市场运行机制的设计，还关乎证券法律的价值取向和制度构造。然而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很难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在国外，内幕交易无统一的定义，即使美国这一最早制定反内幕交易法的国家，在法律中也没有内幕交易的概念和定义。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人们对其要素的理解有所不同，即对构成内幕交易的诸要素的内容和范围存在分歧。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内幕交易应包含内幕人员、内幕信息、利用内幕信息的行为等基本要素，主要的分歧在于究竟以哪类要素为中心来定义内幕交易。例如，根据定义的侧重点不同，国内的定义大致有五类：1、强调行为目的性的定义：“证券内幕交易是指掌握内幕信息的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的证券交易，目的是获取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或减少损失” 。2、强调行为危害性（或不正当性）的定义：“证券内幕交易是指内幕人员和非内幕人员，利用内幕信息，买卖或建议他人买卖证券，损害其他投资者利益和证券公司公证性的行为” 。3、强调行为违法性的定义：“内部人交易是指若干知道有关上市公司未公开之重要消息者，不法地利用此项消息，从事有关该公司股票的买进或卖出的行为” ；4、强调主体特殊性的定义：“证券内幕交易是指因其特殊地位而获取上市公司内幕情报的人员，利用该信息转变为公开信息的时间差，进行证券交易以牟取暴利的行为” ；5、强调犯罪特征的定义：即《刑法》第180条第1款对内幕交易罪的定义。本文认为，应当采用一种以内幕信息为中心的定义方法，即掌握未公开而对证券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的人，利用该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或使他人从事证券交易的行为。 至于为何要以内幕信息为中心来定义内幕交易，笔者将在下文对内幕交易结构的分析中进一步阐述。
二、对内幕交易进行法律规制的理由
在证券市场发展的初期，法律并没有禁止内幕交易。直到本世纪20年代，美国证券市场大崩溃，引起史无前例的经济大恐慌，人们才反思到，内幕交易的盛行，影响到证券市场的稳定和投资者的信心，是引起证券市场瘫痪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1934年的美国《证券交易法》，首次以立法的方式禁止包括内幕交易在内的各种证券欺诈行为。迄今为止，各国证券法几乎无一例外地建立了禁止内幕交易，反对证券欺诈的法律制度。但是在禁止内幕交易的必要性问题上尚存在不同的观点。
有人从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的角度出发，认为利用市场信息，追求商业利润是每一位证券市场投资者的权利，因此，投资者也必须面对因其决策失误而带来损失的市场风险。在内幕交易中，买卖者与内幕人员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达成交易，就不应抱怨内幕交易的不公平；有理论将内幕交易视为是对企业管理人员的一种褒奖手段，企业管理人员通过内幕交易得到的利益是对其才智和管理的报答；还有人提出任何依赖资讯的市场都存在内幕交易的理论，认为对内幕交易大加批判，是对市场规律的不理解；退一步说，即使内幕交易有害，但由于其渗透范围广，很难加以控制，而且证券交易实行的是集中竞价买卖制度，对内幕交易进行监督，追查，取证非常困难，所以，从法律操作的角度讲，对内幕交易进行规制，其成本大于收益。
另一方面，内幕交易的危害也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否则就不会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制定反内幕交易法律来规制内幕交易。一是内幕交易增加了公司经营风险：如果允许内部人员从事内幕交易，那么内幕人员就会选择比股东所要求或预期的风险更大的风险投资方案，即使该方案失败了，失败的风险完全可以转到股东身上。这种游戏把公司及公司股东推到了十分危险的境地；二是内幕交易引发市场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是证券交易中的普遍现象，内幕人员借自己掌握而公众未掌握的内幕信息大量买入或卖出证券，致使不知情的公众做出反向行为，内部人员以损害其他投资者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作为自己牟利的代价，违背了公认的商业道德，增加了市场的道德风险；三是导致市场反向淘汰：如果投资者对有关公司资产的信息没有公司内幕人员灵通，该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就可能被扭曲，从而抑制质量较高的企业的积极性，而鼓励资金向低质量企业流动，最终造成“劣者驱逐良者”的现象，损害公司利益；四是损害投资公众信心：投资者进入证券市场是为了取得回报，而投资者的这种回报预期依赖于投资者对市场前景的判断。因此，一个理性和诚实的投资者，不可能在信息不对称而又允许滥用信息优势的情况下，还能对证券市场抱有信心。正是基于以上理由，各国证券法律制度都将内幕交易行为视为一种法律禁止的证券欺诈行为，并通过行政的，刑事的和民事的法律手段加以防治。
三、我国反内幕交易的立法状况
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我国并没有单独的反内幕交易法，反内幕交易立法仅仅是证券立法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内容。总体而言，我国反内幕交易立法是与我国的证券立法同步发展的。其发展历程大致分三个阶段：1、初创阶段。最早规定反内幕交易的规范是1990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证券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之后1993年《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内幕交易的概念、交易行为、法律责任、内幕交易的预防做了规定，构建了内幕交易法律制定的基本框架。2、发展阶段：由于以上两部法立法层次不高且规定比较笼统，给执法带来了相当的困难。随着违法行为愈演愈烈，国家采取了两方面措施：一是中国证监会于1997年6月痛下决心，查处了一批集中巨额资金操纵股市的大券商；二是修订刑法中有关证券犯罪的条款，对严重的证券违法行为给予刑事制裁，1999年对《刑法》第180条的修正以国家正式立法的形式明确了内幕交易的刑事责任；3、成形阶段：1999年7月1日《证券法》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对反内幕交易的规定基本成形。这些规定主要有：
1.反内幕交易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证券法》第5条规定：“证券发行、交易活动，必须遵循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欺诈、内幕交易和操纵证券交易市场行为”。与此相呼应是第67条：“禁止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活动”。
2.内幕交易构成要素的规定
这是反内幕交易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根据规定，内幕交易有三大要素构成：
（1）内幕信息。第69条规定：“内幕信息是指证券交易活动中，涉及公司的经营、财务或者对该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从定义可知，我国内幕信息需要两个构成要件，即“重大性”和“未公开性”，对“确切性”未加规定，对何为“重大影响”以及“未公开”法律并无进一步解释。第2款对内幕信息作了具体列举:包括十类信息和一个弹性条款。
（2）内幕人员。《证券法》没有使用“内幕人员”概念，而是使用“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取而代之。具体包括：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副经理及有关的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发行股票的控股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由于所任公司职务可以获取公司有关证券交易信息的人员；证券监管人员以及中介机构人员；最后，为做到万无一失，又有一个弹性条款，即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员；此外，在70条还规定了“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其他人员”。
（3）利用内幕信息的行为样态。根据《证券法》70条规定，内幕交易行为有三种样态：内幕人利用内幕信息买卖相关证券；泄露内幕信息；内幕人利用内幕信息建议他人买卖证券。
3、内幕交易的预防体系
我国《证券法》在继承《股票暂行条例》和《禁止欺诈办法》，参照国外立法经验基础上，具体系统地确立了内幕交易的预防制度，并有所创新和变化，包括：（1）信息公开制度进一步完善；（2）证券业和金融业分业经营；（3）自律性管理；（4）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份转让禁止；（5）公司大股东持股和交易申报、公开制度；（6）异常情况报告制度；（7）证券交易所的停牌制度；（8）实时监控、风险防范制度。
4、监管机构的设置
我国《证券法》十分重视行政执法机构在证券市场监管中的角色，第7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是证券市场中法定的行政执法机构；其次还从职权赋予方面下了较大功夫，第167、168、171条分别规定了其职权、有权采取的措施等；同时强化了监管者的义务，如第169、170、172、173、174条等。
5、内幕交易的法律责任
直接针对内幕交易法律责任的条文是第183条。从这一条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证券法》只规定了内幕交易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对刑事责任的规定，不外乎是对刑法规定所作的衔接而已，具体的刑事责任则体现在《刑法》第180条之中。
四、完善我国反内幕交易法律控制体系的思考
反内幕交易的法律控制体系，也就是反内幕交易法律制度体系。从广义上说，一切防范、调查和处罚内幕交易的法律规范和制度设计都属于内幕交易法律控制的组成部分。如公司法中的治理结构制度，证券法上的信息披露制度，市场中介组织制度，证券交易制度等，都属于反内幕交易法律制度的范畴。从狭义上说，内幕交易法律控制制度仅指专门针对内幕交易所作的法律规定和制度设计。上述公司法中的治理结构制度，证券法上的信息披露制度，市场中介组织制度，证券交易制度等不属于反内幕交易法律制度的内容。本文以狭义反内幕交易制度为基础展开讨论。
（一）内幕交易基本概念的界定
1.内幕信息界定标准中的问题
内幕信息的界定标准不够明确，《证券法》第69条规定：“证券交易活动中，涉及公司的经营、财务或者对该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为内幕信息”。这一规定揭示了内幕信息的三个认定标准：即相关性、重大性和未公开性。首先，我国对何为重大性的判断标准不明确。虽然法律对重大信息做了列举，但列举不可能穷尽一切情况，即使第八项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定的其他重要信息对此做了补充，充分给予执法者自由裁量权，但也使执法者和当事人不能得到明确的指引，且会引起同样案件在不同时间、地点可能出现不同处理或判决结果的局面。本文认为，重大性的标准应该指信息的重要性，即信息一旦公开，任何理性投资者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原有投资决策；其次，未公开性标准太过笼统。按现行规定，凡在法定报刊上公开的信息，是以报刊登载时间作为信息公开的时间，而这一做法显然否认了信息公开的最实质性标准——“市场消化”，其后果是“内幕人员军团”将在信息公开之时，抢在其他投资者“得知、理解该信息并做出决策”之前进行交易，从而可能将内幕交易合法化。依照西方有效市场理论，只有当某一信息溶入到证券价格当中，对证券价格产生影响时，才算公开。一般认为信息公开的标准有三个：①全国性的新闻媒介上公布该信息；②通过新闻发布会公开信息；③市场消化了该信息，即市场对该信息已做出反应。 因此，法律应规定一个“市场消化”的标准和“市场消化”所需要的时间或确定该时间的原则。再次，未规定“确切性”的标准。规定“确切性”的意义在于通过区分谣言、误传与内幕信息的界限，将内幕信息与非内幕信息区分开来。一般而言，不是源于信息源，而是市场中的某些无中生有、捕风捉影或人为杜撰的“信息”不是内幕信息。例如，上市公司信息修披露过程中故意弄虚作假，某一投资者不知将要披露的信息是虚假信息，而以此为“内幕信息”进行了交易，只要该上市公司后来公开的信息仍然是弄虚作假的那些信息，该投资者即不能以所获得的信息是虚假信息为由，主张不成立内幕交易。所以应该规定，确切性是指源于信息源且与信息源的信息内容有实质性的吻合，至于信息源的信息本身是否真实，并不影响内幕信息的构成，此外，非来源于信息源或对信息源信息无根据的猜测、妄断，不具有确切性，而这正是内幕交易与市场操纵的区别。
2、内幕人规定中存在逻辑混乱
我国《证券法》无内幕人概念，而使用的是“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及“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其他人员”。实际上使用这两个概念的目的就是试图克服传统内幕人员概念将内幕人仅局限于公司内部人员和与公司有特定联系的人员的弊端，但是所采取的方法不仅不够简明，且在逻辑上引起了不小的混乱。本文认为，考虑到在最近的立法中，各国立法机关对内幕人的范围作了甚为广泛的规定，而晚近对内幕交易进行立法管制的国家，则借鉴其他有关国家的立法经验，对内幕人范围的界定有“一步到位”、“无所不包”倾向，建议将“获知或已掌握内幕信息”作为内幕人的本质属性或最根本的认定标准——这是从逻辑上彻底厘清内幕人概念的唯一出路；在内幕人的范畴下，对内幕人进行重新分类，可以在考虑我国既有分类的基础上，将内幕人分为“合法获取内幕信息的内幕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内幕人”。凡是有合法根据从信息源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是合法获取内幕信息的内幕人，公司内幕人员、市场内幕人员、政府内幕人员都合法获取内幕信息的内幕人员；反之，没有法律依据而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即为“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内幕人”，如内幕人的家属从内幕人处获得内幕信息，是为典型的“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内幕人”；扩大内幕人的列举范围，可以增加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因履行职责而获得内幕信息的工作人员，在经济活动中与上市公司有业务或其他往来关系而获得内幕信息的单位或人员，兼并、收购人及其谈判代表、高级管理人员等。
另外，笔者在上文将内幕交易定义为掌握未公开而对证券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的人，利用该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或使他人从事证券交易的行为。这种以内幕信息为中心来定义内幕交易的理由是：内幕人概念的外延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因此改变以在公司中的特定身份与公司有特定联系为判别内幕人的标准，在分析内幕交易的构成要件时，树立内幕信息决定内幕人，利用内幕信息是内幕交易的最终决定要素的观念；要求人们在反内幕交易立法总，除了注重对公司内幕人员的控制外，更应当从信息管制的角度，对市场内幕人员、政府内幕人员以及获得内幕信息的其他内幕人员进行控制。
3、完善“利用内幕信息”的有关规定
“利用内幕信息”是构成内幕交易的最终构成要素，它包括了“利用内幕信息”的主观心态、客观表现方式和例外情况等内容。在内幕交易行为的认定中，有一极为重要的制度，也是现代西方主要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所采取的一种做法，这就是主观推定及主观推定的抗辩。可以说，在“利用内幕信息”行为的认定上，坚持过错推定与允许合理抗辩，并辅之举证责任倒置，是目前反内幕交易立法的一种重要制度保障。我国《证券法》在这一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本文认为，首先，确立过错推定原则，即针对主观推定的缺位，在反内幕交易立法中，明确将过错推定及举证责任倒置作为认定内幕交易的一项司法制度。这不仅是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实践经验的总结，而且对于降低原告诉讼成本、减轻监管机构举证负担、有利打击内幕交易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须说明的是，实行这一制度，并不意味着监管者或原告完全不负举证责任，据美国的经验，可以规定控方负举证证明被控方获知内幕信息并知道该信息为内幕信息。其次，在规定过错推定的同时规定被告的抗辩理由。在本质上，允许抗辩并不是对违法者的袒护，而是对某种法律制度可能“过度”或“存在缺陷”的一种矫正。本文认为，这一问题可以综合借鉴国外经验，在实行过错推定的前提下，从三个方面考虑适应例外：一是合法行为抗辩，如履行法定义务、公司职责或公司与他人的约定义务向有关单位或人员提供内幕信息或从事交易，不构成内幕交易；二是非内幕人抗辩，如确实不知道某一内幕信息而照通常的方式所进行的证券交易，又如内幕信息已经为市场所消化等，因交易人未掌握“内幕信息”或所掌握的已经是被市场所消化的信息，故不属于“内幕人”，从而不构成内幕交易；三是无因果抗辩，即有证据证明证券交易与所掌握的内幕信息无因果联系或属于与所掌握内幕信息无关的善意交易，如因紧急情况或债务危机必须处置财产而出售股票，不构成内幕交易。
(二)预防监督制度的完善
预防监督是反内幕交易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反内幕交易立法自一开始起，就非常重视法律中预防监督制度的设计和完善。应当说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我国反内幕交易立法中的预防监督制度，已经取得了重大进步。然而，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设计来看，还有不尽完善之处。
1、信息披露存在不足
最彻底的信息披露是对内幕交易最彻底的预防。我国信息披露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未将国家政策、法规制定中的信息列为重要信息，故不在要求披露之列；二是未将政府及政府各部门对特定上市公司的管理活动和决策（包括审批、核准、调查、处罚和奖励）等信息列入披露之列；三是未将源于公司外部的对某一上市公司的证券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如审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在审查其他单位的资料时发现的而上市公司本身还不知道的重大问题或即将发生的重大问题等）列入“重大事件”的范畴。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其他法律和法规未做出明确规定前，试图以第62条第2款第11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加以涵盖，是不具有任何现实的可能性的。
2、确立公众监督制度
为消除《证券法》取消原有法规中检举和奖励制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应正式确立公众监督制度。这是因为，无论国家监管还是社会组织的自律，都是从上而下的一种管理。这种管理受自身人力、物力的限制，以及管理角度的限制，不可能全面和彻底。广大投资者置身股市并对股市情况有直接的了解和切身的感受，而且人数众多，如果充分依靠广大投资者进行监督，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巨大效果。据各国法律的规定，公众的监督主要有举报，受害人投诉，新闻监督等。
3、建立自律组织的监督
无论是采用自律型或混合型管理模式的国家，如英国、德国、意大利，还是采集权管理模式的国家，如美国，自律机制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针对我国法人从事内幕交易比较突出的现象，应该强化有关自律管理的规范，特别是应强化证券业协会对其成员的日常管理权利。此外，如果我国金融业采混合经营，则要考虑给“中国墙”制度的建立留下立法余地。 中国墙制度作为一种经营证券业企业的自律机制，是刻意针对内幕信息或内幕交易的，其最大特色是从信息流动的角度出发，设计预防内幕交易的相关措施。因此，它对于防止内幕交易，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沈阳市城市房地产纠纷仲裁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沈阳市城市房地产纠纷仲裁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3年11月20日沈阳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1994年1月24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 1994年4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仲裁组织
第三章 受理与管辖
第四章 当事人及其代理人
第五章 仲裁程序
第六章 送 达
第七章 执行和监督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正确处理房地产纠纷，加强房地产业管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生产、工作、生活和社会秩序，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城市范围内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房地产纠纷的仲裁。
第三条 市、县（市）、区房地产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是同级人民政府组织设立的受理本辖区城市房地产纠纷的仲裁机构。
市仲裁委员会对县（市）、区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工作实行指导、协调、监督。
第四条 仲裁委员会仲裁的原则：
（一）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二）对受理的房地产纠纷案件，实行一裁终局制度。
第五条 当事人可以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章 仲裁组织
第六条 仲裁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和委员若干人，由同级人民政府批准。组成人员应是单数。
仲裁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仲裁办），负责组织日常仲裁工作。
第七条 仲裁委员会可配备具有市仲裁委员会颁发的岗位证书或聘书的专、兼职仲裁员。专、兼职仲裁员在执行仲裁时，享有同等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第八条 办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应组成仲裁庭。仲裁庭由首席仲裁员一人和仲裁员若干人组成。仲裁庭组成人员应是单数。
简单的房地产纠纷案件，可由一名仲裁员独任仲裁。
第九条 仲裁庭评议案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评议应当如实记入笔录，由仲裁庭成员签名。
仲裁庭对重大、疑难案件的处理，可提交仲裁委员会讨论决定。仲裁委员会的决定，仲裁庭必须执行。
第十条 仲裁庭成员（包括翻译人员、勘验人员、书记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自行申请回避，当事人也有权以口头或书面形式申请其回避：
（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当事人的近亲属；
（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三）与本案当事人有其它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办理的。
第十一条 当事人申请仲裁人员回避，应当说明理由，并在案件开始办理时提出；如回避事由在开庭办理以后知道的，也可以在仲裁庭辩论终结前提出。
第十二条 仲裁办主任担任首席仲裁员的回避由仲裁委员会决定；仲裁员担任首席仲裁员或独任仲裁员的回避，由仲裁办主任决定；其他人员的回避，由首席仲裁员决定。
第十三条 对申请回避作出的决定，可以采取口头或书面形式通知当事人。当事人对作出的决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对案件的办理。
第十四条 仲裁工作人员营私舞弊、滥用职权，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章 受理与管辖
第十五条 仲裁委员会受理下列房地产纠纷案件：
（一）公有房产在承租、转租、转让、抵押、转兑、联建、互换、修缮、托管、买卖、损坏等方面发生的纠纷；
（二）私有房产在赠与、交换、买卖、分割（析产）、典当、租赁、抵押、修缮、代管等方面发生的纠纷；
（三）由于房屋产权和使用权争议所引起的土地纠纷；
（四）基本建设动迁安置纠纷；
（五）因委托估价而发生的房产纠纷；
（六）涉外房地产纠纷；
（七）有关房地产的其它纠纷。
第十六条 下列房地产纠纷不予受理：
（一）单位内部因分配住房引起的纠纷；
（二）调解书、仲裁决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又没有新的事实发生的案件；
（三）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并审结又没有新的事实发生的案件；
（四）因违章建筑的买卖、租赁等引起的纠纷；
（五）因离婚所涉及的房屋纠纷；
（六）家庭成员及其共同生活的亲属之间因房屋使用引起的纠纷；
（七）对公证内容有争议产生的纠纷；
（八）因继承房产引起的纠纷；
（九）由行政管理部门依照行政管理职权处理的房地产争议；
（十）对房地产行政管理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引起的纠纷。
第十七条 当事人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时效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的二年之内。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八条 符合受理范围的房地产纠纷案件，一般由争议标的所在地的县（市）、区仲裁委员会管辖。
在本市有重大影响和涉外房地产纠纷案件由市仲裁委员会管辖。
县（市）、区仲裁委员会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理权的或县（市）、区仲裁委员会之间在管辖方面有争议的案件，由市仲裁委员会管辖或指定管辖。
第四章 当事人及其代理人
第十九条 房地产纠纷的当事人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公民必须具有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及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由其法定代理人（监护人）代为参与仲裁活动。
第二十条 当事人、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监护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为代理人代为参与仲裁活动。
委托他人代理，必须向仲裁委员会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书应写明委托事项和权限。
委托代理人承认、放弃或变更请求事项，进行和解和提起反诉，必须有被代理人的特别授权。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的近亲属、律师、社会团体和当事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以及经仲裁委员会许可的其他公民，都可被委托为参与仲裁活动的代理人。
第二十二条 对当事人争议的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出申请，成为仲裁当事人。
对当事人争议的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办理结果同其有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仲裁或由仲裁庭通知其参与仲裁活动。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有权在仲裁中陈述理由，进行辩论，提供证据。
经仲裁庭许可，当事人可以查阅、复制有关材料。
第二十四条 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申请人有权放弃请求。被申请人有权提起反诉。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必须遵守仲裁秩序，履行调解书、仲裁决定书、裁定书确定的义务。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代理人及其他人员干扰仲裁秩序、阻碍仲裁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情节较轻的，应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由公安机关予以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仲裁程序
第二十七条 申请仲裁，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认为其合法权利受到侵害；
（二）有明确的被申请人、具体的请求事项和事实根据；
（三）符合仲裁受理范围和管辖的区域；
（四）双方当事人签定书面仲裁协议书。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申请仲裁，应向仲裁委员会递交申请书，并按被申请人数提交副本，申请书应按规定事项填写。
第二十九条 仲裁委员会收到申请书后，经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通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第三十条 仲裁委员会立案后，应及时将申请书副本发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在十日内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据。
被申请人未按时提交或未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案件的办理。
被申请人提起反诉的，仲裁委员会认定反诉与该案有关的，可以合并办理。
第三十一条 仲裁委员会有权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如实提供与案件有关的资料、原始凭证及其它材料。
仲裁委员会对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必须保密。
第三十二条 仲裁委员会有权委托有关部门作现场勘验或对物证进行技术鉴定。勘验笔录和技术鉴定书应由勘验或鉴定人员签名盖章。
第三十三条 仲裁委员会认为必要或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它原因，使裁决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的案件，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本案所涉及的标的作出保全措施的裁定。
仲裁委员会根据当事人申请采取保全措施，须由提出保全的申请人提供担保，拒绝提供的，驳回申请。提出保全申请一方败诉的，应当赔偿对方因采取保全措施所造成的损失。
当事人对保全裁定不服，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第三十四条 仲裁委员会在办理案件时，可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调解应遵循自愿与合法的原则。
第三十五条 对经调解达成的协议，经当事人签名后由仲裁委员会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应由仲裁员、书记员署名，并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
调解书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第三十六条 对调解不成或调解书送达前当事人反悔，以及调解书送达时当事人拒绝签收的，仲裁庭应进行裁决。
第三十七条 开庭办理的案件，仲裁委员会应将开庭时间和地点提前三天通知当事人。
申请人接到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仲裁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销申请处理。被申请人提起反诉的，可以缺席裁决。
被申请人接到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仲裁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裁决。
第三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延期开庭：
（一）必须到庭的当事人有正当理由没有到庭的；
（二）因当事人申请回避，使案件不能进行办理的；
（三）需要重新调查核实证据的；
（四）因其它原因需要延期开庭的。
第三十九条 开庭时，由首席仲裁员或独任仲裁员核对当事人，宣布案由、仲裁庭组成人员和仲裁庭纪律，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询问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
开庭办理时应认真听取当事人陈述，出示有关证据，组织当事人辩论，依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的顺序征询最后意见进行调解；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应进行裁决。
书记员应将仲裁庭的全部活动记入笔录，由仲裁人员和书记员签名。笔录经双方当事人或委托代理人阅读后签名，拒绝签名的，记录在案。
第四十条 对裁决的案件，应当制作仲裁决定书。仲裁决定书应当写明：
（一）案由、请求事项、争议的事实和理由；
（二）裁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法规；
（三）裁决结果和仲裁费用的承担；
（四）仲裁决定书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仲裁决定书由仲裁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
第四十一条 仲裁委员会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对下列事项应作出书面裁定：
（一）驳回申请；
（二）准予或不准予撤回申请；
（三）中止或终结仲裁；
（四）补正裁决书中的笔误；
（五）同意采取保全措施；
（六）其它需要裁定的事项。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仲裁：
（一）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确定新的当事人参加仲裁活动的；
（二）一方当事人丧失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的；
（三）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不能参加仲裁活动的；
（四）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结案的；
（五）其它应当中止的情况。
中止仲裁的原因消除后，恢复仲裁程序。
第四十三条 申请人死亡，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放弃申请仲裁权利的，终结仲裁。
第六章 送 达
第四十四条 送达仲裁决定书、裁定书、调解书，应直接送交受送达人。本人不在交其同住的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指定代收人的，交代收人签收。
送达仲裁决定书、裁定书、调解书应有送达回证，由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收到日期，签名或者盖章。
受送达人签收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第四十五条 受送达人及其同住的成年家属拒收仲裁决定书、裁定书的，送达人应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仲裁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处或所在单位，即视为送达。
第四十六条 直接送达仲裁决定书、裁定书有困难的，可邮寄送达。邮寄送达的，以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
第四十七条 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章规定的其它方式无法送达的，可公告送达。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第七章 执行和监督
第四十八条 当事人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或仲裁决定书，应当履行。一方拒不履行的，另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四十九条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仲裁案件，人民法院认为仲裁机构的裁决或调解确有错误的，可裁定不予执行，并书面通知仲裁机构。当事人可以根据双方重新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
第五十条 当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决定书、裁定书认为有错误或对送达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合法原则的，可在仲裁文书生效后二年内向市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市仲裁委员会应予受理，并经审查后作出驳回或重新办理的决定。
申诉期间不影响执行。
第五十一条 市仲裁委员会对县（市）、区仲裁委员会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文书，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予以撤销，指定重新办理。
第五十二条 仲裁委员会主任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文书，发现确有错误，需要重新办理的，应提交仲裁委员会讨论决定。
第五十三条 重新办理的案件，应另行组成仲裁庭。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四条 申请仲裁，当事人应当依照规定交纳仲裁费。仲裁费包括案件受理费和案件处理费。
仲裁费的收取标准和使用管理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五十六条 本条例自1994年4月1日起施行。
1994年1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