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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正《西安市城市建设规划管理办法》的决定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1993年6月25日西安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1993年9月4日陕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


西安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对《西安市城市建设规划管理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将原办法名称中的“建设”二字删去，改为：西安市城市规划管理办法。
二、在原办法第一章中增加城市规划区的概念和城市规划主管部门的规定，并对条文顺序进行调整，第一章修改为：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规划管理，保障西安市城市规划的实施，在保持古都风貌的基础上建设现代化城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办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规划区，是指城、郊区以及本市行政区域内因城市建设和发展需要实行规划控制的区域。
在本市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城市规划管理工作的领导。
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是本市城市规划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
区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在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负责辖区内的规划管理工作。
第四条 城市规划管理要服从城市总体规划，集中领导，统一管理，统筹兼顾，合理布局，协调发展。
三、在原办法第一章后增加“规划的制定与实施”一章作为第二章，共八条，其条文如下：
第五条 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由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规划区范围内的分区规划和详细规划由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
第六条 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须经市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审查同意，由市人民政府报省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国务院审批。城市分区规划、详细规划由市人民政府审批；编制分区规划的城市的详细规划，除重要的详细规划由市人民政府审批外，由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
批。
第七条 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城市经济发展需要，对城市总体规划进行局部调整，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原批准机关备案；但涉及城市性质、规模、发展方向和总体布局重大变更的，须经市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审查同意后，报原批准机关审批。
第八条 城市新区开发和旧城区改建必须依照城市总体规划，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原则。
第九条 城市规划经批准后必须严格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
第十条 城市新区开发和旧城区改建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分区规划和详细规划实施。需要变更规划的，须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经批准的各类开发区建设应当服从城市规划。
第十一条 城市新区开发应当从实际出发，合理利用城市现有设施，并具备可靠的水源、能源、交通、防灾等建设条件。新区选址应当避开水源地和文物古迹。
第十二条 旧城区改建应当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按照规定控制建筑高度，保持城市的传统格局和地方特色。具有传统建筑风格的地段，改建后应与传统风格相协调。
旧城区改建应当逐步改善居住和交通条件，完善城市基础设施。
四、在原办法第四条前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三条：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设计任务书报请批准前，必须持有关批准文件到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选址意见书。
五、将原办法第四条第一款修改为：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需要申请建设用地的，必须持有关批准文件，向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用地定点申请，经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用地。
将原办法第四条第三款修改为：在城市规划区内的乡、镇、村、村民小组和村民占用集体所有土地，用于乡镇企业或公益事业自建、联建项目的，由所在区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签署意见后，报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用地定点审批手续。
六、将原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建设单位或个人新建、扩建、改建、翻建各类建筑物或构筑物必须持有关批准文件和建设用地证件，经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按规定交纳规划费，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经现场放、验建筑线，办理施工手续后，方可施工。
七、将原办法第十四条修改为：在规划区内进行临时建设，由所在区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签署意见后，报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其使用期一般不超过两年，并按规定交纳保证金。
临时建设包括因施工或其它需要临时搭建的一层砖木房、活动房等临时建筑及其它临时设施。
临时建设使用期满应当自行拆除。确需延期的，须在使用期满前三十日内办理延期审批手续。临时建设在批准的使用期内因城市建设和发展需要拆除的，应予拆除。
八、在原办法第十五条前，增加一条：在规划区内的居民和城市道路两侧的村民按原面积改建、翻建个人所有房屋的，由所在区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签署意见后，报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九、将原办法第十七条中“雨篷、阳台距离室外地平净空高度，雨篷不得低于三米，阳台底部不得低于三点六米”的规定删去。
十、将原办法第二十一条修改为：修建道路、管线的单位必须持有关批准文件、技术资料和设计图纸，向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定线审批手续，经放、验线，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办理施工手续。地下管线经验线合格后方可复土。工程验收后，应将竣工资料送市城市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备查。
十一、将原办法第二十三条中“道路建成后不得开挖”修改为：道路建成后五年内不得挖掘。
十二、将原办法第二十六条修改为：对违反本办法的单位和个人，分别由市、区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查处。
十三、将原办法第二十八条修改为：当事人对区城市规划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复议；对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市人民政府申请
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十四、将原办法第三十条修改为：市属阎良区及六县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负责辖区内城市规划管理工作。



1993年9月4日
　　刑法对于渎职罪主体明确规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相关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对于渎职罪主体的适用范围进行了解释和进一步的明确,其中对于“受委托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时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构成渎职罪的主体身份予以了专门解释,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受委托”主体的证据定性标准应当如何把握,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不同类型的渎职案件由于案情不同,对于各类证据标准的要求尽管各不相同,但是基于主体资格的证据定性标准应该相对统一。现就渎职罪中“受委托”主体证据定性标准问题谈一己之见。

　　一、对“受委托”主体证据定性标准的争议

　　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对于渎职犯罪的打击力度逐步加大,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由于渎职罪的涉及领域较广、罪名繁多,尤其是关于“受委托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主体的认定证据标准在司法实践中较难把握,侦、捕、诉、判各环节争议较大,影响了案件办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争议一:“身份论”和“职权论”之争。渎职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于“受委托”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的主体认定证据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尽管立法和司法解释比较明确,但是在具体的案件中由于委托的形式、具体职责以及其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认定等不仅需要证据的支持,而且由于侦、捕、诉、判各环节司法人员对于证明标准的认定认识不同,“身份论”、“职权论”的争议在证据标准上也时有反映,往往出现同一性质、同一类型的案件由于“受委托”主体的认定不同而结果不同,甚至出现罪与非罪不同判决。具体地认定渎职罪“受委托”主体时,对于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可能导致渎职罪的主体适用范围任意扩大,从而对正常的行政管理活动和司法实践产生负面影响的担忧依然存在。[1]

　　争议二:“受委托”的法律地位证据标准之争。从行政法的角度解释,受委托组织必须在委托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受委托组织必须以实施行政委托的行政机关即委托行政机关的名义实施行政管理活动,其后果由委托行政机关承担;受委托组织应接受委托行政机关的监督和指导,如果受委托组织在行使行政权力、办理行政事务的过程中,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委托行政机关可以按照法律规定先负责赔偿,然后行使求偿权,责令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受委托组织承担部分或全部赔偿费用;受委托组织的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纠纷或者争议,行政管理相对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受委托组织不能以被告的身分应诉,只能由委托行政机关作为被告出庭应诉,因而受委托组织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2]在行政法的范畴内,“受委托”者责任的承担与在渎职罪中主体的责任承担的差异性,“受委托”者在刑法范畴内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当承担责任,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使得“受委托”主体实践中认定的证据证明标准争议较大,并且这种争议在检察机关内部侦与诉之间长期存在,而在审判过程中诉辩争议矛盾尤为突出,同时法院对“受委托”主体承担责任证据证明的标准的认识不一也是“受委托”主体认定难的原因之一。

　　争议三:委托形式与委托职责之争。行政委托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的结果,一般是基于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3]由于多方面的因素,现实中国家机关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委托很少有规范正式的形式。而通知、会议、决定、成立领导组织等方式的委托形式是一种常态委托形式,对于其法律效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争议不断,而且在这种委托形式下受委托人的身份也是争议焦点。在委托内容及其职责方面,实践中多数是以事委托,比较笼统,具体到个人承担的职责一般是以内部分工的方式确定或者是受委托的组织负责人指定,是否属于再委托,其法律效力及责任认定也是争议焦点。

　　争议四:委托机关委托的事项的合法性之争。基层行政组织在实践中委托的事项许多是根据地方基层政府的要求而进行的,也就是所谓的“中心工作”,对于这些“中心工作”的合法性,委托组织一般不做研究,仅仅是执行,受委托者一般也不会对其合法性提出质疑,仅仅是接受任务。但是在诉、判的过程中,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需要考量,因为该问题可能涉及罪与非罪;同样在诉讼过程中辩方律师也会提出同样的问题,这也是最大的辩点,而法官由于对于法律法规的认识的差异而产生的对于委托形式的认同与否也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

　　二、渎职罪“受委托”主体证据定性标准的内涵和分类

　　渎职罪的主体是渎职刑事责任的承担者,“受委托”主体的定性是为了解决主体是否适格、应当承担什么责任的问题。渎职罪“受委托”主体的定性证据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适格证据,二是责任范围证据。

　　对于渎职罪主体的分类,目前较为普遍认可的说法,是将其分为四种类型:1、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军事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2、“法律授权”工作人员,“在依照法律法规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3、“委托授权”工作人员,“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4、“岗位授权”的工作人员,“虽未列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4]本文讨论的是第三种情形,即“受委托”主体。渎职罪“受委托”主体的确认必须有相应完整的证据证明,即“受委托”且履行职责的证据。本人认为需要提取的证据分类概括应该包括一下内容,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1、委托机关主体资格和工作职责的证据。证明目的一是确定委托机关的委托权限的合法性,即委托机关是否有权委托;二是委托机关委托的职责内容的合法性,即委托机关委托的事项是否在其法定职责范围内,其对于委托的事项是否有权委托。国家机关的性质和职责范围是法律的规定和授权。委托必须是合法的,无权的委托或是超越权限委托的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当然也无法确定受委托者的主体和责任。

　　2、委托机关委托的职责和委托形式的证据。即委托机关委托了什么职责,是以什么形式进行的委托。主要解决委托形式的合法性和受委托的内容的合法性,委托的内容必须在委托机关法定工作职责范围内。只有明确其职责,才能追究其渎职责任。没有职责何来渎职?因此,收集“受委托”者被委托的职责证据是确定“受委托”主体的关键之一,同时委托形式的合法性也至关重要。

　　3、受委托者履行委托职责具体行为中渎职的证据。目的是确定受委托者行使了委托的职权,当然主要是怠于履行和超越职权的行为证据。受委托者行使了委托的职权证明其接受了委托,之所以要提取这类证据是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的目前实践中委托的形式多样、不规范的问题,一个不具有资格的主体其是否接受了委托不应当仅仅依据委托的证据证明,还要有其接受了委托、行使了委托职权的证据。其怠于履行和超越职权的行为不仅是追究“受委托”者责任的客观方面的证据,更是确定“受委托”主体的根本证据。试想一下,如果委托机关、委托形式、委托职责范围、“受委托”者主体统统适格,但是“受委托”者既没有怠于履行职责也没有超越职权履行职责,或者根本就没有接受委托,又何来的渎职?其渎职罪主体又如何确定?

　　三、实践中对“受委托”主体证据定性标准的把握

　　我们探讨“受委托”主体证据定性标准的目的是为了在实践中更好地把握标准,正确的提取证据,提高证据的证明力,确保办案效果。实践中如何准确把握标准、规范提取证据,笔者认为应当严格按照证据的三性要求,并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灵活掌握。主要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注重证据采集细节,确保证据的合法性。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情形在目前基层检察院的办案中已基本没有,明显违反法律规定采集书证物证的情况也很少见,尤其是对于主体证据的采集。但是在细节方面诸如采集地点、采集方式、印章的使用乃至内容的完整性、证明力等等,在诉和判的环节被公诉人和律师质疑的情况时有发生。鉴于“受委托”主体证据的复杂性,不仅要在采集的证据和内容方面符合标准的要求,而且在采集的程序上、形式上和内容的完整性方面应当更加规范、细致,以适应修改后的刑诉法和刑事诉讼规则对证据采集形式、方法和内容的高要求。

　　2、“受委托”者怠于履行和超越职权履行职责的旁证。主要目的是解决单一证据的证明效力,强化证据链。在认真执行修改后的刑诉法和刑事诉讼规则的情况下,面对复杂的侦查环境和严格执法的要求,特别是对于以事立案的渎职案件,涉及案件的许多证据尤其是言词证据,随着案件的发展可能逐渐湮没,旁证的提取尤其应当认真、规范、细致,以佐证主体证据的证明效力。同时旁证的证明效力对于确保侦查的顺利进行和后期诉讼的法律、社会效果也是十分重要的。

　　3、侦查环节应当注重诉讼环节对于证据的不同要求,不断完善证据链。“受委托”主体证据的采集,实践中由于侦、诉环节检察人员对于定性标准认识的差异,往往出现侦查人员认为证据已经确实、充分,大功告成,但是公诉人反复退卷,要求补充证据。实现侦诉对于案件证据证明效力的一致认识,不仅需要侦查人员加强学习,正确理解刑诉法、刑事诉讼规则对于证据的证明力要求,采集证据时把握标准、严格程序、力求证据链完整,还需要加强与诉讼案件承办人的沟通和联系,重大案件请公诉部门提前介入,指导证据的完善,确保诉讼阶段证据链的完整,强化证据证明的效力。

全椒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金鑫



　　参考资料:

　　[1]《依“职权论”也不能任意扩大渎职罪主体范围》,周光权,互联网

　　[2]、[3]　《论行政委托》,周公法,《行政法学研究》,1998.3

　　[4]《渎职罪证据标准论纲》,李忠诚.《人民检察》,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