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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公诉方式的设计一直是刑诉法理论上和立法上的难题,而公诉方式又涉及刑事诉讼模式的整体运行。受刑事诉讼传统的影响,两大法系国家分别采取了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两种诉讼模式,其公诉方式也相应地表现出不同的类型。前者采取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公诉方式。按此方式,检察官在提起公诉时,只能依法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交具有法定格式的起诉书,表明控诉一方的诉讼主张,而不得同时移送有可能使法官产生预断和偏见的其他文书和控诉证据,也不得在起诉书中引用这些文书和证据的内容;后者采取全案移送主义的公诉方式,即公诉机关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时,不仅要提供起诉书,还要移送所有的卷宗材料。[1]

　　【关键词】 新刑诉法 公诉方式 复印件主义 卷宗移送主义

　　有关检察机关刑事公诉方式的讨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刑事诉讼法修改前的“卷宗移送主义”到刑诉法修改后的“复印件主义”,再到当前不少学者所倡导的“起诉状一本主义”,无不发挥着各自的影响力,如今。新刑诉法的出台,又再一次确认“卷宗移送主义”的公诉案件移送方式,难道是历史的倒退,还是对现实的一种妥协?本文拟通过对我国刑事制度的实证分析,来探讨刑事案件的公诉方式的取舍。

　　一、我国现行公诉案件移送方式——“复印件主义”[2]

　　所谓复印件主义,即指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确立的人民检察院在向法院提起公诉时,不仅要向法院提交起诉书,而且要向法院移送有关主要证据复印件的公诉方式。这一公诉方式从表面上看似乎摒弃了过去全案卷宗移送的做法,兼取了“卷宗移送主义”和“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合理内涵,既能够防止法官在庭审前形成主观预断,又能够实现公正裁判。然而多年的实践却证明,“复印件主义”在司法实践中实施的情况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大致如下:

　　1、有罪推定思想指引下,公安、检察机关、法院的相互配合机制,使得办案中犯罪嫌疑人客观被“被告化”

　　实践中,不少侦查人员只收集定案的有罪证据,认为反正还有法院最后把关,图省事,怕麻烦,并且材料比较粗,在移送起诉时,并没有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对该做的工作不做,如核实被告人的无罪、或罪轻辩解或查证不同证据间的矛盾等工作。而案件一旦移送到法院,法院为尽快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也会依职权主动收集相关证据。因此,在有罪推定思想的指引下,基于公、检、法三家联合办案模式,共同将被告人绳之以法,实现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2、严格意义上的“庭前程序”的缺失,加剧了法官的庭前预断失误,不利于案件审判

　　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赋予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有程序审查权,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116条规定这一程序性审查工作由人民法院指定审判员进行。但是,由于全国法院实行的“大立案”改革机制,刑事审判庭无权决定刑事公诉案件的立案工作,只能无条件接受立案庭移交过来的案件,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立案庭只是“对刑事公诉案件进行立案登记”。所谓立案登记,只是过过手而已,不管是否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50条的规定,不管是否符合开庭审判的条件,均要移交刑事审判庭进行审理,根本不存在什么程序性审查,以至于对明显不符合开庭审判的案件,如不属于本院管辖、缺少刑诉法第150条规定的移送材料等,也立案受理。因而,复印件主义,使得审理法官无法准确判断案件的主要证据,得不到充分、全面的庭前案件信息,加大做出错误的庭前预断的风险,更加不利于案件审判和纠正法官错误。

　　3、律师辩护权利被不断弱化,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控辩双方地位平等,法庭庭审流于形式

　　诉讼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法庭庭审不可能真正达到法官中立,控辩双方举证、质证的程序正义。公诉机关在仅移送主要证据给法院前,刑事律师仅可以审阅相关的技术性材料和相关鉴定文书,及使在审判环节,他们只能查阅主要证据,刑事律师也无法掌握全部案件信息。姑且不说主要证据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主要证据,即使是,也是对被告人不利的定罪证据。基于“六部委”出台对主要证据的认定标准后,主要证据解释权也归检察机关所有。同时,辩护律师也几乎不敢提取同侦查机关相反的证据来提交法庭,一方面受制于自身的调查权受限制,另外一方面,担心侦查机关报复,以“辩护人毁灭、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使自己深陷囵狱。所谓“辩护有风险,取证需谨慎。”因而,律师在庭上的辩护意见仅停留在对侦查机关已查证的证据类别和内容上,涉及到罪轻的证据提交也停留在被告人的现实表现情况等无关痛痒的证据材料收集上,而丧失其独立的法律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法律的悲哀。

　　4、不利于诉讼效率和节约司法成本

　　鉴于基层办案压力较大,对于“复印件主义”,则要求检察官提交主要证据,等待法庭的审判,并且对于经第一次开庭后,对于控辩双方来讲,都存在对法官审判突袭的可能性。律师全面听取控方所指控的犯罪证据后,提出申请重新鉴定、或要求控方查证的要求,控方也基于此可能提出调取新的证据的请求,不利于及时总结案件争议焦点,诉讼效率不高。针对普通刑事案件,要求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的做法,不但会产生大量的复印费用,而且这种做法也收不到实际效果。实践中,有些基层检察机关干脆变通处理:即在起诉书中写明移送复印件,同时移送案件时全案移送。由于检察机关或法院的现有办案考评机制,导致正常的办案程序所带来的风险被放大化,办案单位怕影响到相关职务升迁以及全体办案人员的绩效奖金发放,法院往往是先定后审,或者审了不定,待全部阅卷后再确定,达不到庭审应有的效果。因此,移送证据复印件意义不大,不以利诉讼的展开。

　　二、在职权主义的刑诉模式下探讨回归“全案移送模式”的可行性和必然性

　　站在实证分析的角度,我们要清楚我国现有刑诉模式为“职权主义”主导下的“类当事人主义”。法官在审判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基于庭前审查程序的缺失,所导致的控辩双方信息不对称,公诉方和辩护方、被告方仅具形式上的平等,而无实质意义的对立。法官在现有情况下,仍然进行实体审查,无法排除预断。因此,单纯的实施“起诉状一本主义”公诉方式,不仅不会增强庭审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反而加大了“突袭审判”的危险,容易造成对抗的随意性和发散性,不利于发现案件事实,做出正确判决。同时由于法官、律师、检察官在对案件基本事实和具体证据的了解上无法达成基本共识,势必导致庭审过程拖沓,若将所有问题(特别是起诉的形式要件)都放到开庭后解决,难免造成诉讼的不必要拖延。[3]在分析了“复印件主义”和“起诉状一本主义”存在的缺陷后,笔者认为:在我国当前对抗制诉讼改革的基本精神前提下,重新构建“卷宗移送主义”这一传统公诉方式,是我国现阶段一种明智的选择,同时也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首先,这符合我国传统刑事诉讼理念的要求,即追求客观真实,保障实体公正

　　我国现有的追求客观真实的刑事诉讼理念——惩治犯罪,实体优先。法院判决的证明标准:客观真实,决定了法官在庭前必须掌握相当的案件信息。而复印件主义远远不能满足法官内心对案件真相的把握,即使不全案移送,他们也往往通过其他途径来掌握案件的相关信息,比如事先与办案单位沟通,就疑难问题询问相关承办人,做好庭审前的准备工作,而全案移送则解决了法官的这种尴尬境地。从对实体公正的保障作用看,卷宗移送主义更符合认识规律。人们对客观事物包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都有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去伪存真的过程。对事物的认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获取该事物的信息的增加,以及思维的演绎而发展变化。法官对案件的庭前认识,经过庭审过程,兼听控辩双方的质证、辩论,完全有修正错误认识的时间基础和信息基础。如果在公诉方提交案件卷宗和证据后,开庭审理前,同样允许被控方提交辩护证据材料,不仅有助于扩大法官的认识基础,而且有利于提升程序公正性,为证据的采信和裁判的形成提供充分的说明理由。因此,卷宗移送主义有利于保障实体公正。

　　其次,平衡控辩双方诉讼地位,增强对抗性,保障法官引导审判

　　我国现有模式引入当事人对抗主义诉讼模式,但缺乏庭前交换程序,为体现程序公正,削弱法官预断的影响力,从目前控辩双方获取证据的能力、手段等各方面来看,控方在提起公诉时全案卷宗移送有利于辩方及时掌握全案证据,增强辩护的针对性。同时,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争点的集中也有利于形成控、辩、审三方认识的基本一致,从而纠正法官预断的偏差,进一步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因而全案移送,有利于法官实现探明诉讼焦点,依职权合理引导庭审,控制控辩双方交集,实现看得见的正义。

　　第三,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

　　在当前实行“复印件主义”公诉方式的背景下,以全案卷宗移送为手段的简易程序在实践中会很大程度上提高诉讼效率,究其原因就在于在卷宗移送方式下控、辩、审三方均对案件事实达成了一个大体相当的“基本共识”,效率自然也就提高了。如果在普通程序案件中实行全案卷宗移送,虽然不能消除三方在法律适用问题上的认识分歧,但能够在建立事实基本共识的情况下进行辩论,同样能够大幅度提升庭审效率,进而提高目前普通程序案件的当庭宣判率,这与推行试行庭前证据展示的基本目的也是一致的,是适应当前刑事诉讼效益原则要求的。

　　第四,传统“卷宗移送主义”的基本缺陷能够得到克服

　　1996年刑诉法之前适用“卷宗移送主义”,往往会出现先定后审的情况,是因为1979年刑诉法108条有一个规定,法官在开庭之前要全面审理案卷材料,要根据审查之后得出三种情况的结论,有罪的开庭审判,通知被告人可以申请律师,事实不清的、证据不足退回检察机关侦查。依法不构成犯罪,依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这是第三种,要求检察院撤回起诉,这是108条惹的祸,不是移送材料惹的祸。由于目前的庭审方式已不再是过去的法官纠问式,而是吸收了大量的当事人主义的控辩对抗内容。“法庭上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被害人、鉴定人,以及对书证、物证的调查,主要由控辩双方进行,审判人员在法庭上的发问以及庭外调查仅具有补充性。因此,预断对庭审的影响大为削弱。所有用做定案根据的证据,都必须经过庭审调查。控辩双方举证和质辩,法官居中听审。听审中的信息输入不可能不对法官的错误预断产生影响。”[4] 同时,当前进行的裁判文书改革和审判监督机制的完善也间接制约了传统卷宗移送做法下的法官自由裁量权作用的发挥。

　　第五,“卷宗移送主义”模式这也是新刑诉法的程序要求,是新刑诉法的有机组成部分

　　新刑诉法着重强化证据意识,增强庭审对抗。基于对抗的增强,新刑诉法不但扩大了律师的会见权,同时又提出更高的证据收集以及证明要求,这些规定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全案移送主义”的内涵。在全案移送模式下,侦查机关、公诉机关,不但要收集有罪的证据,而且要全面、客观收集嫌疑人、被告人罪轻、无罪的证据,通过细化的证据类别和严格证明标准的适用,从而为庭审对抗打下良好基础。这要求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至移送法院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庭前准备,积极收集证据,严格起诉证据,同时也是对法官审判的一种制约。因而,“卷宗移送主义”模式是适应新刑诉法的内在要求。

在知识产权许可中“非法垄断技术”的类型
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13条

林 晓 律师


知识产权法律的目的是通过赋予发明等以独占排他权的保护，期待利用技术许可（licensing）等形式，促进产业和文化的发展。不过，伴随着技术贸易，技术拥有者对于许可技术接受者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等经营活动往往加以限制，这些限制对一定的产品市场或技术革新市场的竞争秩序造成恶劣影响，限制行为本身已脱离了技术保护制度的宗旨、超越了契约自由的原则。因此，在技术许可贸易中应当通过合同法第329条规定的运用排除此类行为，维护、恢复公平的竞争秩序。可以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3条，是对具有“脱离了技术保护制度的宗旨、超越了契约自由的原则、违反竞争法原则”的法定违法行为类型的概括。换句话说，第13条概括的6种无效行为类型属于超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宗旨的知识产权的“非权利行使”范畴，合同法第329条、本《解释》第1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第29条以及专利法的有关规定，在现阶段没有颁布《反垄断法》（或称《竞争法》）时，将共同构成调整知识产权者利益与社会利益关系的基本法律依据。
《解释》第13条谋求的是对共同研究开发及知识产权实施许可中违反竞争法律原则的行为类型的概括与限制，其取向应是与各国有关专利、专有技术许可（licensing）与反垄断法的关系调整原则相一致的，作为主题可归结为“在共同研究开发及知识产权许可（专利、专有技术、著作权的实施许可）中反垄断法律的适用”。虽然，这与期待通过专门立法明确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关系尚有距离，但是，这一问题率先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做出明确阐述，对于维护技术市场竞争秩序、促进技术贸易的竞争，具有深远意义。
　　关于第13条的评价，可作参照的是美国的《关于知识财产许可反托拉斯法指南》（1995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以下简称美国指南）、欧盟的《有关一定范畴技术移转契约的条约85条3项适用的1996年1月31日EC委员会规则》（Commission Regulation 240/96）（以下简称EC委员会规则）、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1999年颁布的《关于专利、专有技术许可合同独占禁止法的指针》（以下简称日本指针），以及各国的判例理论。此外，以美国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广泛采用的国际知识产权许可标准合同，即所谓国际知识产权许可贸易中的惯例，尽管其中有许多不合法理或站在发达国家立场的内容，但对我国经济立法、司法解释的制定也可资借鉴。
这样，《解释》第13条中明显不同于外国法律规定之处，应可视为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做出的适时规定。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将比照各国法律规定、判例，对《解释》第13条有关内容进行评价，以求尽善尽美。

（原文）
第十三条 技术合同内容有下列情形的，属于合同法第三百二十九条所称“非法垄断技术、妨碍技术进步”：
（一）限制另一方在合同标的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研究开发或者限制其使用所改进的技术，或者双方交换改进技术的条件不对等，包括要求一方将其自行改进的技术无偿地提供给对方、非互惠性地转让给对方、无偿地独占或者共享该改进技术的知识产权；
（评价）
原则上，如果没有特别约定，任何一方当事人都没有将基于许可技术进行开发而获得的改进技术提供与对方或让其实施的义务。但是，在实际的合同中，以种种理由将自己的改进技术提供与对方，或者接受来自对方的改进技术是较常见的。
限制接受技术方的技术改进、技术使用以及将改进技术对第三人进行技术许可，或者要求其将改进技术转让与技术提供者，都将削弱被许可人改进技术的积极性、制约其在产品市场或技术革新市场中的经营活动、阻碍技术革新，因此上述行为应当禁止。这是本款立论的出发点，由此也可以做如下议论。
1． 关于“包括要求一方……无偿地独占或者共享该改进技术的知识产权”
首先、本《解释》第61条对“独占实施许可”有明确定义，即“让与人在已经许可受让人实施专利的范围内无权就同一专利再许可他人实施，并且自己亦无权实施。”显然，将实施权人改进技术的实施许可条件规定为“独占实施许可”时，将限制实施权人对自己改进技术的使用，因而，日本法律将此种限制规定视为违法性强（参照指针第4-3-(5)-ィ-(ァ)-a），而不论其是有偿或是无偿。
在美国，关于改良条款（grant back），要比照许可关系的全体构造、在考虑其在关联市场的效果同时，基于“合理原则”进行评价（参照美国指南5.6条），其中，许可人在关联技术市场以及技术革新市场是否有支配力是最重要的要素，并且，比较衡量合同规定对竞争效果的影响；通常认为，非独占的实施许可比之独占实施许可的反竞争效果要小。
在欧盟，认为让技术接受方承担将改进技术或应用技术转让给许可人是违法的（参照委员会规则3条6项）；如果承担的义务是非独占的实施许可，则可被认可（2条1项4号）。
由此可见，在我国没有颁布反垄断法、本《解释》也不可能就违反竞争法的行为标准的判断做出扩大解释的情况下，诸如“美国指南”中援用的市场集中度、支配力、竞争限制效果等综合判断标准，无法借鉴；与之相比，欧盟、日本法律的明确规定具有借鉴意义。
因此，此处将“无偿地独占”作为条件不妥，即使许可合同中规定为“有偿地独占”，也属违法。
第二、关于“共享该改进技术的知识产权”的规定有易引起误解和与外国反垄断法、国家知识产权许可贸易惯例的不同之处。
（1） 技术合同的类别中包含了技术开发合同，在共同开发的情形下，改进技术的知识产权当然归属于共同开发者。
（2） 在日本法上及国际知识产权许可贸易中，在许可合同中附加“在被许可人（改进技术方）不希望提出专利申请的国家和地域的专利申请权给予许可人”的义务，认为属于合法[1]。
（3） 通常认为，将改进技术规定为合同当事人共有在日本《关于专利、专有技术许可合同独占禁止法的指针》中“原则上为白条项”，即考虑到对市场中竞争秩序的影响极小，即使有此限制，原则上也不该当“不公正交易方法” [2]。
2． 关于改进技术实施许可的限制问题
本款虽然就改进技术的使用限制做出了禁止性规定（即“限制另一方在合同标的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研究开发或者限制其使用所改进的技术……”），但是，从反垄断法角度看，限制改进技术向第三人的技术许可与限制改进技术的使用在性质上是相同的，都将损害被许可人进行研究开发的积极性，阻碍新技术的开发，对市场竞争秩序产生恶劣影响，所以二者均属违法。因此，在“限制另一方在合同标的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研究开发或者限制其使用所改进的技术……”之后，应增加“以及限制其向第三人提供技术许可”。
同时，与上述议论关联的是在共同研究开发合同中，限制接受技术方与第三人进行共同研究开发，这也属违法范畴，应补充此项内容。

（原文）
第十三条（三）阻碍另一方根据市场的需求，按照合理的方式充分实施合同标的技术，包括明显不合理地限制技术接受方实施合同标的技术生产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的数量、品种、价格、销售渠道和出口市场；
（评价）
1．有关生产产品数量或方法专利使用次数的限制，
通常认为（美、日、欧盟等认识相同），对最低生产数量和最低使用次数的限制，不存在违法可能性，而限制专利产品的最高生产数量或方法专利的最高使用次数，将对照其限制目的、形式和在市场中对竞争秩序是否有较大的影响，具体地判断“公平竞争危害性”，当在该市场产生“配额调整效果”时，属于违法。
由于我国没有颁布反垄断法，无违法性具体判断标准可循，因此，需要在《解释》中对“明显不合理”具体所指为何进行阐述。
2．有关价格、销售渠道的限制
各国竞争法均认为对产品价格、销售渠道进行限制，不存在“正当化理由”，当给市场竞争秩序造成危害时，应当排除。在美国，限制使用许可专利制造的产品价格被视为违法可能性较大，而限制接受技术方的再贩价格为当然违法（参照美国指南5.2条），同时，在相互许可（cross license）或者专利联盟（patent pool）的情形下，无论是在哪个特定领域只要阻碍竞争价格的形成，即构成违法。在欧盟，有关许可产品的价格、价格构成或者比例决定等，技术许可合同的当事人任何一方如果受到限制就是违法（参照EC委员会规则3条1项）。因此，本款表示为“明显不合理地限制……价格、销售渠道”不妥，应当分别对数量、出口市场与价格、销售渠道的限制进行规定。
3．有关“出口市场”的限制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第29条中也有与本款内容相近似的表述。在上述法律施行后，日本投资者提出的意见最多，因为只有根据日本的判例才可能导致专利产品平行进口的发生[3]，而根据美国、欧洲法院的判例[4]，即使专利许可合同中没有“出口市场”限制，也不影响专利权人对专利产品进口的控制。
尽管有来自日方的不同意见，但考察日本立法例，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当日本还未跻入发达国家行列时，法律中也有类似于本款内容的关于出口地域限制的规定，只不过是对“不合理”的构成要件进行了明确规定。在许可合同中，有关出口地域限制的合理理由包括：
（1） 许可人就有关专利产品已获得专利权的地域；
这种情形，许可人基于技术输出国的专利法，一般能够限制专利产品的进口，即使禁止在合同中注明向同一地域出口，其结果许可人也能控制进口。
（2） 许可人自己经常进行销售活动的地域；
（3） 许可人已许可第三人的专卖地域。
那么，以上内容能否成为本款所指行为的“正当理由”呢，应当在《解释》中加以明确。

（原文）
第十三条（六）禁止技术接受方对合同标的技术的知识产权的有效性提出异议或者对提出异议附加条件。
（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