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论近现代技术进步与哲学和刑法学发展之辨证唯物关系
刘跃挺(710063，西安市西北政法大学153号信箱，wonderf21cn@163.com)
发表在中国核心期刊《社会科学论坛》8月学术研究卷
【内容摘要】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刑事法“理念”的进步与发展。技术发展与古典犯罪论体系和晚近犯罪论体系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康德法权哲学思想，对于“构成要件”这种法实证主义所要求体现的模型具有所谓“康德式”的批判。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在晚近犯罪论体系中的较量以及期待可能性理论在技术条件下的变异。
【关键词】技术理性；价值理性；期待可能性；极端规范论体系
在人类发展演化的过程中，劳动技能的进步似乎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那么，技术与人类的意识的变化，尤其与刑法理念更新的关系是什么，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其实，在福柯的哲学思想当中，似乎可以找到技术与理念关系的答案。“其开始研究19世纪法国社会中的刑事制度，旨在探讨知识构成的‘法律-政治’模式和‘权利-知识’的合二为一。这是因为若没有权力，知识就不会形成，若没有知识，权利就不会实施…‘权利-知识’的合二为一，在古希腊集中体现在‘尺度’之中，在中世纪主要存在于‘讯问’之中，在工业社会则尤其浓缩在‘检查’之中”[1]（P20），福柯同时强调，“19世纪奠基了敞视式监狱大行其道的年代，敞视式监狱、戒律和规范化概括地描述了权利对肉体这种新掠夺”[1]（P20）。这里的“尺度”、“讯问”和“检查”其实各自都代表着相应时期实施权力的手段。这种手段与方法决定着对罪犯肉体或者思想自由夺取方式理念的更新，进一步可以说：技术决定着理念。
“理念”“内容”或者“思想”概念属于意识的范畴，“技术”“形式”与“（语言）表述”属于物质（存在）范畴。“技术决定理念”这与我们日常的“内容决定形式”、“思想决定表述”等似乎是不一致的，那么“技术”与“理念”之间真的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吗？这种关系是否体现在人类发展的任何方面呢？或者说，“决定”一词在不同语境下具有不同内涵？
“技术决定理念”，笔者认为，这里的“技术”和“理念”分别指历史事实（或者“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这样，依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两者是一种“唯物辨证”关系。那么，这种关系是如何体现与发展，以及在刑事法律发展与演进过程中，是怎样表达这种关系？
众所周知，科学技术对于人类的深刻影响已毋庸质疑。“海德格尔把技术的本质理解为‘座架’，即是指把大自然和人类社会设想为一个技术上可操作的认知构架。”[1]（P68）因而与韦伯的“工具理性即铁笼”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对犯罪和刑罚的认识和理念也是基于科学技术的“座架”而发展。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正是在科学技术对于人类认识论转向的影响下，在刑法学界具有典型的德国犯罪论体系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初步建构直至发展到今天。由实证主义的体系发展至晚近出现的极端规范论体系，在认识论及方法上形成了存在论（事实论）和规范论（价值论）这两条主线，即以存在论开启犯罪论的发展之路，以价值论为其增添人文反思。”[2]（P5）笔者十分赞同上述学者的观点，并将在后文，以18世纪至20世纪科学技术与哲学发展的辩证唯物关系，依据“技术决定理念”的基本论点，深入探讨刑法理念，尤其是犯罪构成理念的发展与变化，以及“期待可能性”理论在新技术条件下的演进。
一、18世纪科学技术对刑法理念的启明
（一）牛顿哲学的影响
人们通常说，18世纪是方法论觉醒的世纪，而科学技术即是这一觉醒的敲门砖。例如，牛顿与莱布尼茨各自发明的微积分，以及伽利略-牛顿的“证明物体靠相互引力而运动的假说已足以解释太阳系中一切庄严的运动”等。
虽然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说：“到现在为止，我还不能从现象发现重力的那些性质的原因，我也不愿建立什么假说。”[3]（P166）但是，他的门徒们，尤其是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例如德•拉•美特利和霍尔巴赫，却忽略了牛顿当初的谨慎精神，以其科学为基础，建立了机械论哲学。“根据这个哲学，整个过去和未来，在理论上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而人也就变成了一架机器”，[3]（P193）一个工具。
机械论成为了启蒙思想家反对罗马正统教义的有力认识论武器。而“唯物主义”一词也是18世纪时出现的，他们用之，以一种全新的机械决定论为基础，开始重新且全面地认识自然、社会与人本身。在刑法理念上，早期最为反封建时代罪刑擅断主义的绝对罪刑法定主义似乎也体现了当时哲学认识论——机械论思想——要求认为与把握行为者行为的精确性与决定性。这种绝对的罪刑法定主义是一种严格、不容任意选择或变通的原则。它要求犯罪和刑罚的法律规定必须是绝对确定的，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只能被动地执行法律，没有任何自由裁量的权力；在立法上，体现为绝对禁止运用类推和扩大解释，把刑法条文对犯罪种类和犯罪构成要件的明文规定作为对现行案件定罪的唯一根据。
（二）康德唯心主义思想的启示
牛顿的理论在解释天体机制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因此人们就把这样的机械概念对整个宇宙给予最后解释的能力估计得过高。“有些头脑清晰的人认识到科学不一定能揭示实在…存在的整体是广大的，人们在只研究它的一个方面的时候，是无法窥知它的秘密的…一条逃离机械论的道路是康德和黑格尔及其追随者们所走的道路。他们建立了一个归根到底溯源于柏拉图的哲学，即德国唯心主义，这个哲学同当代的科学差不多完全脱离了关系。”[3]（P11）
那时期，之所以出现这种“唯心主义”，笔者认为，其实正是技术发展的缘故，促使这一部分人以另一种角度和方法来认识世界。“在康德看来，科学探讨的范围，已经由于牛顿的数学的物理学方法规定下来，只有那样才能得到科学的知识…康德把外观与实在分开，仍然有哲学上的价值。科学世界是感官揭示出来的世界，是现象的世界、外观的世界；不一定是终极实在的世界。”[3]（P189）
康德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刑事责任与刑罚理论具有隐约式的重要启示。康德主张，“没有纪律的自由，势必颠覆自由本身”，“在争取自己自由的同时，也应尊重别人的自由”，[4]（P39） “人行为，做到无论是你自己或别的什么人，你始终把人当目的，总不把他只当做工具”，“按照康德 ‘自律的道德’，每个有理性者都是自己对自己颁布规律，每个人自己都有自己的目的”[5]（P92），人人之间是平等的。当有人侵犯他人的自由和破坏这种平等时，康德认为，“刑罚应该贯彻正义的理念，而最能体现正义理念的刑罚原则就是平等原则，也就是报应原则”[4]（P130）。康德的实践理性同样告诉我们：实践理性务须超越我们的经验世界，世界存在一个普遍有效的道德依据，其根源于意志自律，“而自律即是自由” [4]（P39），因此，对我们来说，依据道德律而行为当然就是一种强迫，或是一种“义务”，“这是道德律对非纯理的人类所提出的行为要求”。“意志一般说来对其行为时有责任的”[6]（P109）——这就是康德的自由意志论——刑事责任的根据。
其实康德的法权哲学思想，对于“构成要件”这种法实证主义所要求体现的模型，同样具有着所谓“康德式”的批判。笔者认为，从客观经验中取得的原则都是有条件的、有限制的，不可能提供康德的道德律所应有普遍性和绝对的必然性。“任何试图从经验中归纳出道德律的努力最终导致伦理学上价值相对主义和法权哲学上的法实证主义。”[4]（P44）如同伦理学上的价值相对主义往往会导致社会道德意识整体性的丧失，甚至会使社会群体结构关系自我瓦解一样，法实证主义只在于研究法律是什么，至于此等概念和原理是否合乎正义则非所其问。我们凭什么可以评价，甚至纠正人们行为的道德性和实证法的合理性呢？答案就是存在一个超越经验的“法上之法”，即自然法。
目前有人认为，“在古来一切哲学中，康德的形而上学最能代表近年来物理科学与生物科学所指明的境界”，“相对论与量子论，生物物理学与生物化学以及有目的的适应说，这些最新的科学发展都把科学的哲学带回到康德那里去。[3]（P190）而笔者认为，基于法实证主义的思想而形成的犯罪构成理论，同样也会被带回到康德那里去。
二、19世纪技术发展与古典犯罪论体系产生的辩证关系
（一）科学技术发展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分歧
19世纪可以看做是科学时代的开始。我可以看到在那段时期里，为了追求纯粹的知识而进行的科学研究，开始走在实际的应用与发明的前面，并且启发了实际的应用和发明，而发明出现之后，又为科学研究与工业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例如，拉瓦锡把物质不灭的证据推广而及于化学变化，道尔顿最后建立了原子说，而焦耳也证明了能量守恒的原理，等等。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开始在19世纪上半期影响人类的其他活动与哲学了，“排除情感的科学研究方法，把观察、逻辑推理与实验有效地结合起来的科学方法，也极合用…在统计学中,数学方法和物理学方法被明确应用于保险问题与社会学问题。”[3]（P294）
而与此同时，提出“同一性哲学”的黑格尔异常猛烈而尖刻地对自然哲学家，特别是牛顿，大肆进行攻击，其结果是，“科学家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强调要在自己的工作中扣除一切哲学影响，而且，哲学的正当要求，即对于认识来源的批判和智力的功能的定义，也没有人加以注意了”[3]（P279）。在这些玄妙的黑格尔唯心主义盛行后，有这样的唯物主义学派，诸如摩莱肖特、毕希纳等，促使着人们注意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明晰进步。这也许恰恰是唯心主义所显明的积极意义。此时的社会科学同样面对着自然科学的成就，也“自愧不如”，甚至开始要进行“科学性”洗礼。“实证主义”便是这一“洗礼”重要结果之一。其于19世纪由法国圣西门首先使用，再由孔德继承，强调“实证”的感觉经验才是知识的对象来源，同样也是人类认识的范围，并将这一主张应用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甚至是宗教学。“在自然科学的成就成为‘知识的典范’并横扫各个知识领域的背景下，近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移植到社会领域中，形成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2]（P5）
(二)实证主义的古典犯罪论体系
刑法学作为一门重要而特殊的社会科学，必然会面临自然科学技术所带来“实证主义”式的革新。“如果没有牛顿经典理论的普及，实证学派就无法从物质基础的层次上否定自由意志论；没有现代医学、解剖学的发展，龙勃罗梭的突破也无法成为可能。”[2]（P6）
机械决定论在19世纪的影响，使实证化思潮进一步地预示着整个犯罪论体系发展的脉络，即基于古典刑事法学派罪刑法定的思想，李斯特-贝林格“古典犯罪论体系”呼之欲出。
“在古典犯罪论体系中，行为是自然的因果历程；因果关系的判断遵循着自然法则的必然条件公式，整个构成要件是纯客观的、无涉价值的；违法性是行为与实在法之间的对立冲突状态；而罪责则是对可以探知的心理事实的评判，与行为人的主体意思直接相关的故意与过失只是责任的两种形式。”[2]（P7）一句话，在古典犯罪论体系里，构成要件、违法性以及罪责都是客观的。“在贝林格看来，构成要件是完全客观的实体，是可以感知到外在客观世界的过程。”[6]（P248）所有这些无不表达古典犯罪论体系的实证主义立场。
可以说，德国古典犯罪论体系是通过建立在科学机械实证主义的基础上的，体现着纯客观的、中性无色的、价值中立的研究方法。
三、19世纪末以后技术进步与犯罪论体系的整体性反思
（一）机械论逐步瓦解与目的论复苏
19世纪富有革命性成果之一的来自生物学方面的科技进步，当属达尔文在自然选择基础上创立的进化论。在自称为唯物主义者的德国人中，达尔文的研究成果成为了一条重要的分界线。《物种起源》风行之后，德国哲学家在海克尔的领导下，把达尔文的学说发展成为一种哲学信条。在19世纪末期，进化哲学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于人类社会的看法，“他在事实上永远摧毁了终极目的论的观念，不论在今天的国家中，或将来的乌托邦里都谈不上有终极的目的。”[3]（P294）而这对人自身的认识来说，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即人本身不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与工具。可以看出，其与上述康德的目的论思想是悖逆的，同样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不符。正是因为如此，“渐渐地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进化论虽然可以说明生物用什么方法从早期的形态进而发展到有复杂的生理与心理特点的物种，但对于生命的起源与基本意义，或意识、意志、道德情绪与审美情绪等现象，却不能说明。”[3]（P298）至于“存在” 的大问题，那就更无法谈到了。
综上而言，正是由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物理、化学与生物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致使人们感觉未知的境界还很宽广或者对生命的机体的表面上的目的性深有所感。甚至哲学家格纳诺认为：“有生命的物质的本质就是有目的性——有一定目的，力求达到一个目标，这种目的性控制了身体与心灵的生长与功用，这不是机械与化学的盲目力量所能及的。”[3]（P341）
技术上，海森堡于1927年对电子进行描述提出了不确定原理，除此之外，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说明了纯机械论在解释日渐增多的新认识时，所体现的无能为力以及目的论重新被人们认可与接纳。在现当代西方哲学史上，相应出现了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以存在者本身的存在为研究对象；以文德尔班为首的新康德主义——重新肯定康德实践理性而提出反实证主义的价值论。
（二）体现“目的理性”特点的犯罪论体系的产生
20世纪30年代，德国波昂大学的魏尔采尔、墨拉哈为代表的目的行为这一目的行为论出发，试图建立新的犯罪论体系。1961年，魏尔采尔发表《刑法体系的新形象》，正式提出应从行为之目的性与刑法之目的观来掌握犯罪行为的结构并建立新的犯罪论体系。而直到后来，由德国刑法学家罗克逊、雅各布斯等所提倡的“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尤其是雅各布斯的极端规范论，将客观目的（具体说，是一种刑事政策上的“必要预防”）作为刑事犯罪构成的判断准则之一，这可以说在刑法理念中，进一步地贯彻了新康德主义“客观价值论”。由此可见，犯罪论体系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在实证主义的古典犯罪论中不断进行价值增添的过程。“其间虽然存在交错与回转，虽然究竟应当重事实还是应当强调价值的争辩仍未完成，但在犯罪论发展的实践上，的确是其在认识论上由自然实证主义到新康德主义，由事实论（存在论）体系走向价值论（规范论）体系，这是新康德主义对于犯罪论体系在认识论上直接影响的结果。” [2]（P9）而重要的是，这与同一时期德国新康德主义对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普遍影响是相一致的。
（三）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在晚近犯罪论体系中的较量
对于“理性”，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史上，其内涵上发生了数次的分野。早在18世纪，为调和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康德将理性分为两个范畴，即“知性”与“（狭义）理性”。而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到19世纪末，“科学与哲学又重新携起手来（最先是在进化论思想，后又在物理与数学新发展中）”[3]（P15），使新的认识论——新实在论抛弃历来的全面哲学体系而只研究存在于科学现象下面的形而上学的实在时，理性的内部又一次分野，即产生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而工具理性使自身失去价值理性之后，与科学主义合流，形成了我们现在具有时代特点的“技术理性”。“技术理性的实质在于对人的工具化和对效率及计划的追求，这一点也在认识论上直接影响了晚近德国犯罪论体系的发展” [2]（P9）。可以说，目的理性是对新康德主义价值论的实践，但也有学者认为，“目的理性的犯罪论体系，尤其是雅各布斯的极端规范论体系实际上早已脱离了新康德主义的人本主义的本意，成为对技术理性的臣服和实践。” [2]（P10）笔者认为，产生这样的争议，正是在于新康德主义本身。文德尔班德价值论认为，“普遍的社会规范决定个人的社会行为，个人的道德活动也得遵循这种普遍的道德规范…个人的特殊价值决定于一般人所接受的共同意识规范。” [7]（P887）而在体现“目的理性”的犯罪构成体系中，“从规范中来，到规范中去，人再次成为工具，成为维护规范的工具。”[2]（P10）因此，这种看似注重目的与价值、体现新康德主义学说的犯罪论体系，实际上早已转化成为了技术（工具）理性，更进一步说，在犯罪论体系上的表达，对于人的工具化立场上，目的理性，尤其是极端规范论体系，与体现技术理性的犯罪论体系正好是殊途同归。因此，那些提出争议的学者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也正反映了在这个技术日益突飞猛进的时代，我们的认识论所面临的同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至今尚未得到解决，并且在求得解决之前，还必须波浪式地经历许多回到机械论哲学和离开机械论哲学的反复过程。” [3]（P302）笔者认为，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对自身及其周围认识能力的不断加重，犯罪论体系也会朝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
（四）期待可能性理论在技术条件下的变异
产生期待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契机，是1897年3月23日德意志帝国法院第四刑事部所作关于莱伦劳斯事件的判决。到20世纪20、30年代，发展成相应的理论，即行为违反了刑事义务，行为人也知道自己违反了刑事义务，但是在行为时的具体状况下行为人无可奈何，不可能期待行为人实施合法行为，就仍然不能谴责行为人。可以说，期待可能性理论显示了刑法对于人性理解和包容的谦抑本性。而此理论的提出，正是发生在上述所说的人们正在反思机械论的时期，似乎与存在主义的“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所体现“人”的价值意义相似——人本身的存在就是认识的根源，评价“人”时，应当从主客体的合一性入手；期待可能性理论要求：即使行为人行为上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但也会因为期待可能性而不成立犯罪或者不受到刑罚处罚。
在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今天，在信息技术不断泛化的网络社会里，从人性出发的期待可能性赋予了新的内容——技术可能性。责任成立过程是一个定罪个别化的过程。期待可能性是确定责任成立与否的核心要素，它判断的是是否可能期待行为人为合法行为。而在网络技术构建的网络社会里，行为人的能力凭借网络技术的拓展，包括其适法以及违法犯罪的网络技术能力。行为的“个别化”空间正由传统的物理空间转变为一个由信息网络技术构架的网络虚拟世界。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是否有可能期待行为人为合法行为成为了我们今天所要探索的问题——网络技术期待可能性。而其评断的标准，笔者认为，不但是结合了原有传统的期待可能性的判断准则，更要掌握新型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与刑事责任成立有关的知识。
纵览历史，从18至20世纪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人类认识论、方法论及其世界观的变化与发展，以及刑法理念，特别是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和期待可能性理论随之相应的演化与变异中，笔者最终可以肯定的认为：在刑法的发展过程中，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国家刑法权力实现的“技术”不断地深化，决定了刑事法“理念”的演进与发展。而“技术决定理念”论题的奥秘也将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启示。
参 考 文 献
[1]莫伟民.莫伟民讲福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水利部、国家体改委、国家经贸委关于发布《全民所有制水利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施办法》的通知
水利部 国家体改委 等
水利部、国家体改委、国家经贸委关于发布《全民所有制水利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施办法》的通知
1994年4月14日，水利部、国家体改委、国家经贸委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经贸委（经委、计经委）、体改委、劳动厅（局）、水利（水电）厅（局），水利部直属各单位：
根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规定，现发布《全民所有制水利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施办法》，请遵照执行。
全民所有制水利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实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推动全民所有制水利企业（以下简称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结合水利企业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实施办法适用于水利系统范围内，经济上独立核算，法律上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并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的全民所有制水利企业。
第三条 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目标是：使企业适应市场的要求，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成为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企业法人。
第二章 企业经营权
第四条 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重点是落实企业的经营权，转变政府部门管理经济的职能。企业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
第五条 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资产经营形式，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依法行使经营权。
企业在统一税制情况下，应积极探索继续强化企业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多种经营形式，进一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
第六条 企业享有生产经营决策权
企业根据国家宏观计划指导和市场需要，自主作出生产经营决策，发展水电、供水、建筑施工、机械制造和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其他行业。
有防汛抗洪任务的综合利用企业，在兴利服从防洪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制定汛期调度运用计划，报主管部门审批，在汛期服从防汛指挥部门的统一调度和指挥。
企业在完成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后，有权自主决定在本行业内或者跨行业调整生产经营范围，实行“一业为主，多种经营”。
要进一步缩小对企业的指令性计划。在正常情况下，企业应完成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如遇非正常情况，企业有权要求上级主管部门调整已下达的指令性计划，计划调整下达后，任何部门不得任意调整。
第七条 企业享有产品、劳务定价权
水利企业除水价、电价执行国家规定的价格外，企业提供的加工、维修、技术协作等劳务，由企业自主定价。
水利施工企业可根据国家主管部门颁布的工程定额和有关规定，自主决定工程报价。
水利企业生产的日用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除国家规定统一管理的价格外，由企业自主定价。
第八条 企业享有产品销售权
企业根据指令性计划生产的产品，应按计划规定的范围销售。企业在完成指令性计划的产品生产任务后，超产部分和企业生产的指令性计划以外的产品，可以自行销售。
第九条 企业享有物资采购权
企业对指令性计划供应的物资，有权要求与生产企业或者其他供货方签订合同。
企业对指令性计划以外所需的物资，可以自行选择供货单位、供货形式、供货品种和数量，自主签订订货合同，并可以自主进行物资调剂。
第十条 企业享有进出口权
企业可在全国范围内自行选择外贸代理企业从事进出口业务，并有权参与同外商的谈判。
具备条件的企业，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依法享有进出口经营权，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截留，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在获得进出口配额、许可证等方面，与外贸企业享有同等待遇。
企业根据国家规定，可以在境外承揽工程、进行技术合作或者提供其他劳务；可以进口自用的设备和物资。
第十一条 企业享有投资决策权
企业依照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有权从留用资金、实物、土地使用权、工业产权和非专利技术等向国内各地区、各行业的企业、事业单位投资，购买和持有其他企业的股份。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企业可以向境外投资或者在境外办企业。
企业遵照国家产业政策和水利行业发展规划，以留用资金和自筹资金从事生产性建设，能够自行解决建设和生产条件的，由企业自主决定立项，并按有关规定办理手续后自主决定开工。
企业从事生产性建设，需要银行贷款或者向社会发行债券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政府有关部门会同银行审批或者由银行审批。使用境外贷款的，报政府有关部门审批。
企业根据其经济效益和承受能力，可以自行组织技术开发，按照国家有关固定资产折旧的规定，企业有权选择具体的折旧办法，确定加速折旧的幅度。
第十二条 企业享有留用资金支配权
企业在保证实现企业财产保值、增值的前提下，其留用利润，有权自主分配使用。
除国家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外，企业有权拒绝任何部门和单位无偿调拨企业留用资金。
第十三条 企业享有资产处置权
企业对一般闲置的设备和建筑物等固定资产，可以自主决定出租、抵押或者有偿转让；对关键设备、成套设备或者重要建筑物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以出租、抵押或有偿转让。企业处置资产的收入，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企业处置固定资产，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评估。
第十四条 企业享有联营、兼并权
企业按照自愿、有偿、平等、互利的原则，可以和水利系统内外的企业、事业单位进行联营，亦可兼并其他企业，报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企业享有劳动用工权
企业按照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的原则，有权自主决定招工时间、条件、方式、数量及用工形式。
企业有权在做好岗位规范、定额、定员的基础上，搞活用工制度。坚持公开、择优的原则，优化劳动组合，妥善安置富余人员。有条件的企业，积极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
除国家规定应当安置的人员外，企业有权抵制任何部门强行命令企业录用职工。
企业有权依照法律、法规，解除劳动合同，辞退、开除职工。
第十六条 企业享有人事管理权
企业按照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原则和责任与权利相统一的要求，自主行使人事管理权。
企业有权按照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打破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的身份界限，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实行聘用制、考核制。企业有权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在本企业内有效的专业技术职务。按国家统一规定评定的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其职务和待遇由企业自主决定。
企业中层行政管理人员，由厂长（经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任免；副厂级行政管理人员，由厂长（经理）按照有关规定提请上级行政主管部门任免，或者经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授权，由厂长（经理）任免，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 企业享有工资、奖金分配权
企业在坚持工资总额增长率低于本企业经济效益增长率、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增长率低于本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原则的前提下，按照国家规定的工效挂钩、工资总额包干等办法分别确定工资总额。
企业应选择能够综合反映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指标作为挂钩指标实行工效挂钩；政策性亏损企业可以实行工资总额与减亏指标挂钩，或新增工资按减亏额的一定比例提取的办法；不能挂钩的企业可采用工资总额包干的办法，减人不减工资总额，增人不增加工资总额。
企业应建立工资储备金制度，以丰补歉。企业有权自主使用按政策规定提取的工资总额，自主分配工资、奖金，制定和调整本企业的职工工资标准。有条件的企业应积极实行岗位技能工资制或适合本企业特点的工资制度。
企业有权选择适合本企业特点的具体分配形式，如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定额工资、质量工资、浮动工资、承包工资、奖金、津贴等，把基本工资制度与灵活多样的工资分配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企业有权在提高经济效益和建立严格的考试、考核制度的基础上，建立本企业正常增资机制。
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企业有权拒绝任何部门和单位提出的，由企业对职工发放奖金和晋级增薪的要求。
第十八条 企业享有内部机构设置权
企业有权自主决定内部机构的设立、调整和撤销并决定企业的人员编制。
第十九条 企业享有拒绝摊派权
企业有权拒绝任何部门和单位向企业摊派人力、物力、财力，企业可以向审计部门或者其他政府有关部门控告、检举、揭发摊派行为，要求作出处理。
第三章 企业自负盈亏的责任
第二十条 企业以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厂长（经理）对企业盈亏负有直接责任；职工按照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对企业盈亏也负有相应责任。
第二十一条 企业必须建立起分配约束机制和监督机制，切实杜绝企业工效挂钩和财务包干中“包盈不包亏”、“虚盈实亏”的做法和不顾企业后劲的短期行为，使企业经济效益的增减与职工收入的增减同步。
厂长（经理）晋升工资，应当按管理权限，由上一级水行政主管批准。
企业为实现政府规定的社会公益目标或者生产指令性计划产品，由于定价原因而形成的政策性亏损，物价管理部门应当有计划地调整或者放开产品价格（收费），予以解决。不能调整或者放开产品价格（收费）的，应由财政部门审查核准，给予相应的补贴或者补偿。采取上述措施后，企业仍然亏损的，作为经营性亏损处理。
对企业的政策性亏损，由财政部门按照同行业生产经营同类产品或商品的平均实际成本、费用和平均合理利润，以及市场情况，实行定额补贴，也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实行“总额控制，减亏分成”、“亏损补贴总包干”等补贴办法。
企业应采取措施，确保企业财产的保值、增值。企业应按规定及时、足额计提折旧，做好企业的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
第二十二条 企业连续三年全面完成上交任务，并实现企业资产增值的，按企业隶属关系，对厂长（经理）或厂级管理人员给予相应的奖励，奖金由决定奖励部门拨付。
企业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而形成的经营性亏损，按《条例》规定办理。
第四章 企业的变更和终止
第二十三条 企业根据经营情况，可以通过转产、停产、合并、分立、解散、破产等方式，进行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调整，推动生产要素的合理组合，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
承担防汛、抗旱、洪水、发供电等重要任务的企业，应以政府的专项投入或其他专用资金确保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防汛、抗旱、洪水、发供电等任务的完成。如无力继续经营，应及时上报情况，不得自行申请破产。
其他企业变更和终止，均按《条例》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五章 企业和行业主管部门的关系
第二十四条 按照政企职责分开的原则，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所属企业进行协调、监督和管理，为企业提供服务。
第二十五条 全民所有制水利企业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政府授权对所属企业财产进行监督管理。
企业财产包括国家以各种形式对企业投资和投资收益形成的财产，以及其它依据法律和国有资产管理行政法规认定的属于全民所有由企业经营管理的财产。
第二十六条 为确保企业财产所有权，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会同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对企业行使下列职责：
（一）考核企业财产保值、增值指标，对企业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审查和审计监督；
（二）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确定国家与企业财产收益的分配方式，核定企业上交利润和工资总额基数；
（三）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批准企业生产性建设项目。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由企业自主决定的投资项目除外；
（四）决定或批准企业的设立、合并（不含兼并）、终止、拍卖，批准企业的被兼并申请；
（五）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决定或批准对所属企业厂长（经理）的任免和奖惩；
（六）对企业财产管理法规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七）维护企业依法行使经营权，保障企业的经营活动不受干预，协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第二十七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采取下列措施加强对企业的宏观调控和行业管理，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一）根据水利发展总体规划，制定企业发展的规划、政策；
（二）根据产业政策和规模经济要求，引导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三）会同有关部门调整现行水利产品价格政策，推进价格改革，建立能够反映市场需求，符合价值规律的水利产品价格体系；
（四）推动企业技术进步，指导企业建立和完善经营管理制度，制订考核企业的经济指标体系，提高企业整体素质；
（五）组织企业管理人员岗位任职资格培训，开展企业管理人员业务和技术培训；
（六）建立健全市场信息网络，组织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为企业决策和经营活动提供经济、技术信息和咨询服务，引导和帮助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
（七）根据国家有关社会保障的法规、政策，建立和完善水利系统的社会保障制度。搞好水利系统的养老保险基金统筹工作，参加社会的失业、待业保险统筹工作，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
（八）协调企业与其他单位之间的关系，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减轻企业的社会负担，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第二十八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快转变职能，把国家赋予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下放给企业，不得截留，侵犯。凡违反《企业法》和《条例》规定的，依法追究有关部门和个人的法律责任。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政府有关部门和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违反《条例》规定，干预、侵害企业经营自主权的，依照《条例》的规定，承担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企业违反《条例》规定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依照《条例》规定，承担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阻碍厂长（经理）和各级管理人员依法行使职权的，或者扰乱企业秩序，致使生产、营业、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的，由企业所在地公安机关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水利系统的集本所有制企业，可以参照执行本办法。
第三十三条 《条例》已有明确规定，本办法未涉及的，按《条例》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颁布前，水利部颁发的规章和其他行政性文件中有关企业方面的规定，凡与本办法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由水利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