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经济特区合伙条例
广东省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深圳经济特区合伙条例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3月1日深圳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1994年4月20日公布 1994年5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普通合伙
第一节 设 立
第二节 合伙人的权利与义务
第三节 入伙与退伙
第四节 解散与清算
第三章 有限合伙
第四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确立深圳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合伙的法律地位，规范合伙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合伙人、债权人和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促进特区经济发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合伙是指依本条例在特区设立的普通合伙和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合伙人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有限合伙，合伙人共同出资，其中一名以上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其余合伙人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
第三条 设立合伙应当订立书面合伙协议。
合伙协议应当由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制订。合伙协议一经订立，即对全体合伙人具有约束力。
第四条 合伙以其在特区的主要办事机构为住所。
第五条 合伙经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简称登记机关）依法登记成立。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条 合伙字号不得使用“公司”字样。擅自使用的，由登记机关责令其改正，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七条 合伙不能成为其他普通合伙的合伙人或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
第八条 合伙应当遵守法律、法规。
合伙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二章 普通合伙
第一节 设 立
第九条 公民、非法人经济组织可以成为普通合伙的合伙人。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条 普通合伙由两个以上公民、非法人经济组织，或者公民与非法人经济组织共同出资设立。
非法人经济组织不包括法人的分支机构。
第十一条 合伙协议一般载明下列事项：
（一）合伙的字号和住所；
（二）合伙宗旨和经营范围；
（三）合伙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住所；
（四）合伙人的出资额和出资方式；
（五）合伙人的权利和义务；
（六）利润的分配和亏损的分担；
（七）财务与会计制度；
（八）入伙与退伙；
（九）经营期限；
（十）解散与清算。
经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可以修改或者补充合伙协议。
第十二条 合伙人可以用货币、实物、土地使用权、劳务、工业产权或者非专利技术出资。
第十三条 申请普通合伙登记应当向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或者资料：
（一）设立合伙的申请书；
（二）合伙协议；
（三）合伙人姓名或者名称及其住所；
（四）登记机关核发的合伙字号准用证明；
（五）合伙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所在地使用证明。
设立经营特定业务的普通合伙，依照法律、法规须经政府主管机关核准的，还应提交核准文件。
第十四条 登记机关应自收到合伙登记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是否准予登记的决定。准予登记的，应发给营业执照；不予登记的，应给予书面答复。
第十五条 合伙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普通合伙成立日期。
未经登记擅自以合伙名义经营的，由登记机关责令其停止经营，并对其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节 合伙人的权利与义务
第十六条 合伙人在合伙正常经营范围内的一切行为，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
若合伙协议已对某一合伙人的经营权作了限制，则该合伙人超越权限的行为所产生的民事责任由该合伙人个人承担。
第十七条 普通合伙可以推举一名合伙人为合伙的负责人。
合伙负责人依照合伙协议或者合伙人的授权进行经营活动，并对全体合伙人负责。
第十八条 合伙负责人依照合伙协议或者合伙人的授权代表普通合伙进行合伙正常经营范围内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合伙人或者合伙负责人代表普通合伙经营超出合伙正常经营范围的业务而产生的民事责任，由该合伙人或者该合伙负责人个人承担。但经全体合伙人特别授权者除外。
第二十条 在执行合伙业务的过程中，因合伙人的过错致使他人遭受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时，由全体合伙人承担连带责任。
第二十一条 合伙人不能成为其他普通合伙的合伙人。
第二十二条 普通合伙存续期间，各合伙人的出资、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以及所有以合伙名义取得的其他财产和权益，均为合伙财产，由合伙人共有并为合伙经营使用。
第二十三条 合伙财产在普通合伙清算前不得分割。
任何人不得以其对某一合伙人的债权与其对合伙所负的债务相抵销。
第二十四条 经判决确认的合伙人的债权人可以提出申请，请求人民法院就该合伙人的权益强制执行，清偿该合伙人的债务。
前款债务清偿导致该合伙人退伙时，其他合伙人有权单独或共同购买该合伙人的权益。
第二十五条 各合伙人对合伙事务有同等的决定权，按一人一票的方式行使表决权。但合伙协议有不同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六条 普通合伙事务可依合伙协议由多数合伙人同意决定。但下列事项应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决定：
（一）修改合伙协议；
（二）申请贷款；
（三）接纳新的合伙人入伙；
（四）处分合伙财产；
（五）解散合伙。
第二十七条 合伙人按合伙协议的约定分享利润；合伙协议没有约定的，各合伙人平均分享利润。
第二十八条 合伙人为合伙经营而垫支的费用，以合伙财产偿还。
第二十九条 未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人不得将权益转让给他人。
第三十条 如有正当理由，并经除当事人以外的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将某一合伙人除名。除名决定作出后，应当及时通知被除名的合伙人。
被除名的合伙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十一条 合伙人按其分享利润的比例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
第三十三条 合伙人执行合伙业务，不得要求支付报酬，但合伙协议有不同约定的除外。
第三十四条 合伙人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合伙相同性质的业务，不得为自己或者代表他人与合伙进行买卖、借贷以及从事与合伙利益有冲突的活动。
第三十五条 订明经营期限的普通合伙，经合伙人同意延长经营期限的，应当在经营期限届满前到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第三节 入伙与退伙
第三十六条 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吸收他人加入普通合伙，成为新的合伙人。
入伙应当签订书面协议。
第三十七条 新入伙的合伙人与原来的合伙人处于同等的地位，依照合伙协议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但入伙协议有不同约定的除外。
新入伙的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的债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十八条 合伙人退伙，合伙协议有约定的，按协议办理；合伙协议未约定的，可以声明退伙，但应当在两个月前通知其他合伙人。
第三十九条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合伙人即退伙：
（一）合伙人死亡；
（二）合伙人解散；
（三）合伙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四）合伙人在合伙中的权益全部被人民法院判令执行；
（五）合伙人被除名。
第四十条 合伙人死亡，依合伙协议约定或全体合伙人的同意，可以由其继承人继承其权利和义务，在继承发生之日起即取得该合伙的合伙人资格。
第四十一条 退伙人与其他合伙人之间的财产结算，应以退伙时合伙财产的状况为准。
退伙时尚未了结的合伙业务，待了结后再行结算，分配损益。
第四十二条 退伙人的权益，按合伙协议约定的方式退还；合伙协议未约定的，应当以现金退还。但经协商同意，也可以其他方式退还。
第四十三条 退伙人退伙后对退伙前合伙的债务，仍应与其他合伙人负连带责任。
第四十四条 合伙人在未出现不能归责于他的重大事由的情况下声明退伙的，应当赔偿由此给其他合伙人造成的损失。
第四十五条 合伙人退伙后，其他合伙人应即进行结算并向退伙人退还其权益。一次退还有困难的，可以分期退还，但应比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定期存款的利率支付自退伙之日起至实际退还权益期间的利息。
第四十六条 入伙与退伙应当到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登记之日为入伙或退伙生效之日。但合伙人死亡产生的退伙除外。
第四节 解散与清算
第四十七条 普通合伙因下列原因之一解散：
（一）经营期限届满，合伙人不再要求延期的；
（二）合伙协议约定的解散事由出现；
（三）合伙人一致同意解散；
（四）合伙只剩一名合伙人；
（五）因违法经营被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第四十八条 普通合伙解散后应当进行清算。
第四十九条 普通合伙财产清偿债务后的剩余部分，应当按合伙协议的约定分配给合伙人；合伙协议未约定的，各合伙人平均分配。
第五十条 普通合伙财产不足以清偿合伙债务时，以合伙人个人财产清偿。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
第五十一条 普通合伙清算终结，应当到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第五十二条 普通合伙终止后，原合伙人仍应对合伙存续期间的债务负连带责任。
第三章 有限合伙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第二章关于普通合伙的规定适用于有限合伙，但本章有特别规定者除外。
第五十四条 有限合伙应当由二人以上二十人以下共同出资设立。
第五十五条 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合伙人称普通合伙人，以出资额为限对合伙债务承担责任的合伙人称有限合伙人。
第五十六条 有限合伙的营业执照应当标明“有限合伙”的字样。
有限合伙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不得在有限合伙的字号中出现。
第五十七条 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经济组织可以成为有限合伙人。
第五十八条 有限合伙人可以成为其他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
第五十九条 有限合伙人可以用货币、实物、土地使用权、工业产权或者非专利技术出资，但不得以劳务出资。
第六十条 有限合伙人按有限合伙协议的约定分享利润和承担责任；有限合伙协议无约定的，按出资比例分享利润和承担责任。
第六十一条 有限合伙人不参与有限合伙的经营管理。
有限合伙人参与有限合伙的经营管理的，应与普通合伙人一起对有限合伙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第六十二条 有限合伙人的下列行为不构成参与经营管理的行为：
（一）成为有限合伙的代理人或者雇员；
（二）作为一方当事人与有限合伙签订合同；
（三）与普通合伙人协商讨论合伙事务，或者对合伙事务提出建议；
（四）为有限合伙提供担保；
（五）参加修改有限合伙协议；
（六）投票表决有限合伙解散、清算、开除普通合伙人和处分合伙财产。
第六十三条 有限合伙人可以部分或全部转让其权益。在同等条件下，有限合伙的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
第六十四条 有限合伙协议订明经营期限的，在经营期限内有限合伙人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退伙。
有限合伙协议未订明经营期限的，有限合伙人在出现不能归责于他的重大事由的情况下，可以声明退伙。
第六十五条 有限合伙人有权查阅有限合伙的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表等资料，有权检查和监督有限合伙的业务和财务状况。
第六十六条 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全部退伙后，有限合伙应即解散。
第六十七条 有限合伙的下列事项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决定：
（一）修改合伙协议；
（二）接纳新的合伙人入伙；
（三）处分合伙财产；
（四）解散合伙。
第六十八条 有限合伙的财产在清偿所有债务后，剩余部分按下列顺序分配：
（一）将利润分配给合伙人；
（二）返还有限合伙人的出资；
（三）返还普通合伙人的出资。
第六十九条 有限合伙的财产不足以清偿有限合伙的债务时，以普通合伙人的个人财产清偿。偿还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普通合伙人，有权向其他普通合伙人追偿。
第四章 附 则
第七十条 合伙变更字号、经营场所、经营范围等登记事项，修改合伙协议和延长经营期限，合伙人变更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有限合伙人增加出资，均应到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第七十一条 本条例施行前在特区设立的合伙，如不符合本条例规定，应当按照本条例完善合伙的条件和合伙协议，并在本条例施行之日起一年内到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第七十二条 以协议为基础，无字号、无经营场所、无组织形式的简单合伙关系，不适用本条例。
第七十三条 本条例自一九九四年五月一日起施行。
立法质量及相关问题的思考
祁志红 满都拉
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提出要提高立法质量，主要为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法律的内容必须准确地反映客观的实际，使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同我们的客观实际相一致，使我们制定的法律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解决法律是不是好法、良法的问题；二是怎么才能保证我们制定的法律能达到好法、良法的要求，解决立法机制和立法程序的问题。当代中国的立法近年来在数量上明显呈膨胀趋势，片面追求立法的数量而忽视立法的质量和效益堪称中国立法的一大通病。立法机关提供的法律属于特殊的“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的质量如何将直接影响到每一位公民的切身利益，同时也将关乎社会的安宁乃至国家的兴衰。因而，在立法这个极其特殊的“生产”领域，尤其需要淡化“数量”意识，格外强调和注重立法的“质量”意识，尽可能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立法上的“劣质产品”。 下面就目前立法质量及与质量相关的几个问题阐述如下。
1、让人民群众读懂法律。现在老百姓对法律越来越看不懂，只有律师才能明白，明说我们的法律还不能用更通俗的语言让一般的老百姓读懂、掌握和理解。这个问题在二十多年前，我们国家法制建设刚刚起步的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已经明确提出来了我们的法律要有中国的特色，不能够像西方国家那样只有“讼棍”才搞得懂，要让人民群众能够读得懂。但是由于我们现在法律覆盖的面越来越广，也就是说要使社会各个方面都纳入法制轨道，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做到有法可依，那么领域越宽、法律的内容越复杂，特别是有些领域是非常专业的领域，而对这些领域的法律恐怕就需要比较专业的人士才能读得懂，而这些领域都是有特别专业的一些术语和概念的，而用通常的语言往往不能很准确地表达它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关系，所以不可避免有些法律一般人读起来感觉到比较难读懂，比如说像《专利法》，就是比较难读的一部法律，还比如说涉及到一些专业技术领域的像《标准化法》、《计量法》等等，因为对一般人来说，这些非常专业的技术领域本来就比较陌生，而法律又非常抽象和概括，所以这样的法律往往一般人可能就很难读懂了。但是要保证立法质量就必须使我们制定的法律让老百姓能够读懂，能够掌握。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制定了相当数量的法律法规，社会生活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但提高立法质量已成为当前立法工作的主要矛盾。这不仅是指新制定的法律要提高质量，而且现有的法律也要通过修改，使其更加完善。
2、开门立法，公开纳谏。立法应当充分吸纳和体现民意，而不能照官意画瓢。法律这种“公共产品”理应具有广泛的民主性和公意代表性，否则就可能蜕变为服务于少数利益集团的“私人产品”。要吸纳民意，就应当实行开门立法，建立立法听证制度，通过媒体公布法律法规草案，广泛征求包括利益相关人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意见。用句中国式的政治话语讲，就是立法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实践证明，充分吸纳民意的立法可以为法律的顺利实施清除某些潜在的障碍，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提升公众对法治的期望和信心。以浙江宁波为例，今年全国人代会刚刚闭幕，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就开始热闹起来了，许多市民持本人身份证来这里报名，申请旁听即将举行的宁波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记者打开宁波人大网，从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今年第１号公告中看到，本次会议除了审议市政府关于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情况的报告，还将审议两个百姓关注的条例。 敞开人大立法的大门，请市民旁听常委会会议，宁波已经从不定期的探索走向了制度化。
2003年６月，宁波市民王云华一直为窨井盖、路灯、电缆等城市设施屡遭偷盗而焦虑。正巧，《关于征求市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建议项目的通告》在媒体上发布了，《通告》公布了地方立法的指导思想和今后五年地方立法建议项目的内容范围，征求全市机关、团体和广大市民的意见、建议，并将有关的联系地址、电话、传真号码以及电子邮件地址公诸于众。王云华马上致信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建议出台有关规范废品回收行业管理的法规，堵住不法分子销赃的渠道。
有“事”找人大，宁波的老百姓这样想，也像王云华这样做。这“事”当然不是小事琐事，而是立法大事。
为让公民参与立法建议，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宁波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发布通告，问计于民。通告如一石激起千重浪，一时间，市人大法制委办公室电话铃声不断。市民纷纷来电、来函，向工作人员陈述立法理由。一市民发来电子邮件说，１０年前颁布的《宁波市服装洗染服务纠纷调解暂行办法》已不适应实际需要，建议用立法形式对服装洗染服务行业进行规范。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市民给人大提出的立法建议项目１５５件，凝聚了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心血的宁波市五年立法项目库正式建立。去年３月，宁波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宁波市物业管理条例》的起草工作正式启动。引人注目的是，这件地方性法规草案首次委托专家起草，一改以往该市法规草案起草工作基本上由政府部门“垄断”的状况。这是宁波市地方立法的一次全新尝试。物业管理条例事关群众利益，为了做到客观公正，有效避免“立法为部门利益所谋”的倾向，常委会决定尝试走“民间立法”的新路子——委托专家起草。开门立法，给百姓一部良法。
如果说，公民参与立项论证保障了立法的民主性，那么在立法过程中举行听证会则实现了立法的科学性。《宁波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听证规则》明确规定：“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重大权益”的法规和“存在较大争议”的法规，须举行听证会。去年，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举办了《宁波市学校安全条例?草案?》立法听证会，近５０位参会者分别围绕立法的必要性、法规适用范围、学校安全制度和安全管理、事故责任认定、事故处理等问题陈述己见。许多市民对条例草案关于“学校对未成年学生不承担监护职责”的条款意见很大。在条例草案修改稿中增加了“学校应当按照学生不同年龄的生理、心理以及教育特点，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和保护学生的规章制度”等内容。一次听证会不行，就来二次；听证会不仅在城里举行，还延伸到了乡村。当地一家媒体评述说，这充分说明了市人大常委会的立法理念在转变，立法民主化和透明度在逐渐扩大。在立法过程中，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十分重视人民群众利益的保护，注意听取群众的呼声。市民的意见建议只要是合理的，都会被吸纳，并写进法规。《宁波市燃气管理条例?草案?》对事故责任认定模糊，市人大法制委根据群众的意见，在条例中明确：“对发生燃气事故后，事故责任人一时难以查清的，规定先由经营企业依法承担损害责任。”去年以来，宁波市人大出台了６部法规，清理了５５部法规，件件联着百姓生活。 担心虽然人民群众发表了意见，但是在法律当中或者在法规当中不一定采纳。对这个问题，我想介绍一点情况，制定法律，特别是制定那些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必须要从人民群众整体利益出发，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怎么才能够把这些方面的利益都能够考虑进去？在立法当中比较恰当地作出规定，往往光由政府机关，光从他们行政管理的角度是不够的，所以一定要充分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些年在立法当中有立法权的这些地方人大，包括全国人大，都注意采取各种方式，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直接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所以在《立法法》当中专门规定一个法律草案提交常委会审议以后，作为立法工作机构要采取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意见，其中听证会就是一种重要的形式。另外，对一些重要的法律和人民群众直接关系的那样的一些法律，还要采取在报纸上公布全民征求意见的这种方式，比如说修改《婚姻法》的时候，比如修改《合同法》的时候，都采取了这种方式。一些地方在立法的时候，也在当地报纸上公布法律草案，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听证会和一般的座谈会不完全一样，座谈会所提的意见往往有时候是个人的一些认识，但是听证会就更正式，要求参加会议、出席听证的都必须有可靠的证据、依据，要提供真实准确的情况，这样才有利于立法机关准确地了解客观实际。所以，应该讲如果按照这个严格的程序和要求进行听证的话，就可以使立法机关更充分地了解实际情况，便于他们作出决策。但是有时候听证会没有达到规定的标准和要求，效果可能就要差一些。即使在听证会上各方面的意见都讲的很充分，但是法律或者法规的规定还要受各种条件的制约，特别是我们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一些财力，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有些条件还不完全具备，所以有些意见可能很有道理，但是现实操作起来有困难，所以就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有一个创造条件、逐步实行的问题。好在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变化的情况和具备的条件可以进行修改，所以有些意见在当时情况下原则是对的，但条件不具备，而到条件具备的时候，就可写到法律里去了，这也是一种正常的情况。
3、坚决制止立法腐败和立法为官。在立法上之所以出现“劣质产品”，除了与立法技术或立法程序方面的缺陷有关外，还不能不归咎于某些参与立法的利益集团狭隘的部门或地方利益保护主义观念在作祟的缘故。借立法之机争权夺利，以立法之名行谋私、侵权和垄断之实，越权立法、违规立法，甚至以立法的形式纵容和庇护乱收费、乱摊派、乱处罚等现象，随意限制或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 “立法腐败”现象也应该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和警惕。
现实中的不少法律长官意志或行政管制色彩颇浓。以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立法为例，近年来不少城市纷纷出台了有关“禁放”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在民间源远流长的节日风俗一夜之间就销声匿迹了，违者轻则警告，重者罚款甚至拘留。然而，迄今已有个别城市在民意和舆论的压力下被迫解禁，允许市民燃放烟花爆竹，不少城市也在重新反思这项禁令的可行性并在酝酿进一步的修改。实际上，多数实行“禁放”的城市在立法之初并未作科学的可行性论证，并未认真探讨用立法手段简单粗暴地取缔或改造正常的民间习俗是否妥当和正当，并未充分听取社会各界不同的意见和呼声，至少没有充分体谅和考虑老百姓为此而付出的无法估量也无人问津的心理代价。因而，这项禁令很难说真正充分体现了公意，而更像是官意的化身，立法的真实动机似乎主要是为了满足政府有关部门行政管理的便利。
立法既是利益的表达、协调和分配机制，同时也是人权的保障机制。在现代法治国家，人权的立法保障显然是实现司法保障的基本前提和重要条件。因而，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立法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立法的终极目标所在。在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宪法的保护，不能随意限制和剥夺。从严格意义上讲，凡涉及限制和剥夺公民政治权利、人身自由和财产权的行为，原则上只能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设定，这是基本的宪政原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某些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以立法的方式随意限制和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利，这类违宪现象其实并不鲜见。例如，某些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有关计划生育的地方性法规（名之曰“计划生育条例”），明文规定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特殊情况除外）。诚然，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问题的关键是上述地方性立法表面上是在落实基本国策，实际上是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限制公民的生育权，而生育权显然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没有特别授权的情况下，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无权擅自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限制公民的生育权。又如，某些地方性法规明确要求公民参加义务献血，这种表面上颇具人道主义的立法显然缺乏充分的宪法依据。生命健康权是每个人赖以生存的基本权利，地方性法规或规章无权强迫公民牺牲自己的健康而为他人无偿奉献自己的鲜血，公民是否参加义务献血其实完全属于道德规范而非法律规范调整的范畴。上述列举的地方立法现象从形式上讲属于违规立法，但从实质上讲应当属于违宪行为。另外，这种越权立法现象表面上是立法权限界定不清所造成的，实质上与立法者人权意识和宪政常识的匮乏有内在关联。现代立法应当以对人权的尊重和关怀为价值取向，尊重和保障人权堪称“良法”的道德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