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警察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已作出不尽相同的法律规定；这种规定既不同于理论学者所阐述的警察作证制度，也不同于实务界所指向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出庭内容，系属一种独立的诉讼制度，即应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警察出庭制度。如何规制警察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适用，笔者认为，警察出庭作证应受到普通证人证言规则的约束；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则不同于警察证人，其出庭并非要证明侦查行为的内容，而是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其应受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约束，有其独特的启动适用限制、范围、程序之规定。
警察出庭作证，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近年来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一大热点问题，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内容之一。无论是理论学者，或者实务部门人员，从学理论证、实践需要等不同层方面加以阐述说理，积极吁呼警察，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规定成一项刑事诉讼制度。2012年修正的刑诉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终于对上述制度有个较为肯定的结论，该制度似乎不应再成为一大问题，但是仔细研读，新刑诉法对该项制度的规定仍有不详尽明确之处，亟待进一步明确警察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具体规定。
一、同一出庭，不同内容：警察出庭作证与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区别
对警察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这两种情形，在新刑诉法未修正之前，有关理论学者、实务人士都将此列为警察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内容对待。这种认识，主是因为：上述两种情形都要需要有关警察人员出庭说明其经历、经手相关案件的工作情况，没有必要作出实质性的区别分类。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于2010年6月13日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高三部规定”）都将上述两种情形统一规定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
对上述警察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不同规定，尽管都可将其笼统列入警察出庭制度范畴，在这一制度属性上，理论学说是达成共识的，但却不能将上述两种情形混为一体，究其因，在于它们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实质意义。第一，编列体制不相同。前者作为证人作证的范围，是法庭调查过程中一种的必经程序，而后者是作为证据审查的范围，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法庭调查程序，具有庭审调查前置性质；第二，出庭依据不相同。前者适用的是证人作证义务，而后者适用的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第三，出庭目的不相同。前者是为了警察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加以证明，而后者是为了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第四，出庭性质不相同。前者是为了证明警察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是一种直接证据，而后者是为了补强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而作出的情况说明，不属于直接证据的一种；第五，法律后果不相同。前者是否出庭及作证情况只关乎有关定罪量刑的事实是否成立，而后者是否出庭及说明情况只关乎有关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是否被法庭采纳。
虽然在新刑诉法之前，“两高三部规定”将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情形也称之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但笔者认为，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不能简单等同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尽管两者有着一些相同之处，但两者毕竟有着质的差异，从而导致在出庭程序、出庭证明、内容审查等规范化要求不相同。因此新刑诉法修正后，应当有司法解释予以不同的具体明确规定。
二、不同出庭，统一名称：警察出庭制度
在新刑诉法之前，理论学者一般称谓警察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有关的司法解释还是通知、指导意见中亦均将之称作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警察、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否能涵盖新刑诉法规定的警察出庭作证和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即警察、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称谓是否得当。
上述问题的提出似乎显得一些唐突。理论学者一般依照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的说法，一般称为警察出庭作证，而实务部门主要是根据“两高三部规定”，称之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俗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对警察出庭作证还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称谓，新刑诉法未正式给予明确的说法，只是在诉讼程序的不同阶段而作出的警察出庭作证和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说法与做法。对此，笔者认为，新刑诉法之所以如此称谓，主要是基于以下考量：
首先，有必要仔细区分侦查人员与警察这两类人员的性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二条之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人民警察就是负有前述职责的专门人员，其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该法第六条规定了，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具有十四项职责 。警察执行职务行为，并非仅为侦查活动的一种。而侦查人员，是指负有侦查职责的专门人员。新刑诉法第十八条规定，侦查人员一般为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部门人员，以及负有侦查职责的反贪污贿赂犯罪侦查局、渎职侦查局的侦查部门人员。虽侦查部门的名称及具体职责不尽完全相同，但因依法行使侦查权所具备的法律依据和概括规范性要求大致相同，因而在本文论述到侦查人员时，不再细分，统一归列为侦查人员。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是指法定的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为了收集犯罪证据、缉捕犯罪嫌疑人、揭露和证实犯罪而依法实施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从种属关系上讲，侦查人员与警察并非是同一概念，侦查人员系属于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的一种特殊专业人员。因此，侦查人员不能完全等同于警察，其应既遵守警察的一般规定，更要恪守其从事专业活动的特殊性规定。
其次，从我国目前刑事诉讼制度上讲，侦查人员出庭与警察出庭的目的不是完全一致。新刑诉明确规定了两种情形：一是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二是警察出庭作证。这两种出庭形式、内容，新刑诉法有着不同意义的规定。新刑诉法在第一编的第五章证据部分中，第57条第二款对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作出明确的规定 ；而在第三编第二章第一审程序的第一节公诉案件部分中，第187条第二款对人民警察出庭作证则作出“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的规定。
事实上，理论学者一直在呼吁将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也列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两高三部规定”也是认可此类观点并明确此类做法，“两高三部规定”是在审判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充分调研后，共同作出侦查人员出庭制度的规定，目的在于通过侦查人员作为证人出庭方式接受质询，从而解决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质疑问题。但是修正后的新刑诉法并未明文表示支持该种认识、做法。应当说，新刑诉法的修正，并非漠视理论学者的观点，也不是忽视“两高三部规定”的意旨，仅在于考量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并不同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应有其独特的规制内容。笔者认为，新刑诉法的这种修正并不是一种退步，而是一种更符合诉讼程序要求的规范，更进一步澄清了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身份。
鉴于新刑诉法规定的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警察出庭作证，是有质的差异，无法以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或者警察出庭作证这一称谓来涵盖，对此笔者建议，可将上述两种情况统一称为警察出庭制度，既涵盖新刑诉法规定的警察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两种不同的规定，又便于梳理区别上述两种出庭情况，避免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是否成为证人的模糊认识 。
三、同一出庭，不同规制
警察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作为新刑诉法规定的警察出庭制度，有了立法依据，但对具体适用却未有进一步的规范性要求；随着新刑诉法实施日期的迫近，警察出庭作证与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如何规制及正确适用上述规定，亟待相关司法解释予以补充完善。
（一）警察出庭作证
目前，新刑诉法规定，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出庭作证，即出庭作证的内容仅为警察在其执行职务行为过程中所目击的犯罪情况，并非仅简单理解为警察作为侦查人员身份时所经历的全部侦查行为情况。进而言之，此时警察出庭作证的内容，是关于其作为证人身份所作的陈述而成为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未涉及证据本身所要求的合法性。
据此规定，可以说，警察作证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讲与一般的目击证人作证并无两样，只不过出庭作证的警察身份具有特殊性而已。因此，警察出庭作证，必须接受法庭调查的询问、交叉询问，并受到普通证人证言规则的约束。
（二）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
依照新刑诉法第57条之规定，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仅指向其参与侦查活动过程中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必要说明，并非出庭作证其证据收集情况，即其出庭说明情况，并非要证明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而是要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
针对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能否将其作为警察出庭作证一样看待？即是否继续沿用“两高三部规定”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这一制度性要求。
笔者认为，鉴于上述论及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与警察出庭作证具有质的差异，因此在对待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时，不应将其与警察出庭作证同等对待。伸而言之，警察出庭作证，必须接受法庭对其所作的证言进行询问、交叉询问，以求得法庭对其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进行审查。但是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并不是要接受法庭对其陈述内容的真实性、关联性的审查，而是辅助证明其从事侦查活动的合法性审查，是对侦查人员在侦查取证过程中实施的扣押、冻结、搜查、勘验、检查、询问和讯问等侦查行为的程序性事实 的审查。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在法庭上接受质证时并非是要证明侦查行为的内容，仅是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据此，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在接受法庭质询时，只能围绕有关侦查人员陈述其执行侦查行为过程中所实施的具体情况而展开，也就是说，有关侦查人员说明情况仅为其实施的扣押、冻结、搜查、勘验、检查、询问和讯问等相关的程序性事实，不能以其陈述代替侦查行为所指向的具体内容。
由于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与警察出庭作证有着质的区别，因此在法庭接受质询时，与警察作为证人作证时不应相同，即一般证人作证时可由控辩双方直接交叉询问，从而达到查明证人陈述事实的真实性，而侦查人员在出庭接受询问时，目的在于解决因相关侦查工作笔录记载不清或者理解歧义带来的争议，消除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的疑虑，其本质是为了支持公诉人的控诉或者满足辩护方的质询需要，其不是诉讼参与人，因此应当先由侦查人员直接就需要说明的情况进行陈述，再由控辩双方分别进行询问，而不应由控辩双方直接进行交叉询问或者对质。
此外，若侦查人员在出庭说明情况时，陈述内容超出其当时侦查行为情况时，法庭能否直接将其陈述内容作为一种证据使用？有关理论学者、立法部门并未作出较为明确的意见。对此，笔者认为，法庭不应且不宜将上述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直接作为一种证据使用，理由为，第一，我国刑诉法关未将上述情况规定为证据的一种，直接作为证据对待缺乏法律依据；第二，新刑诉法规定的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也仅是将作为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一种程序性要求的辅助审查，将上述情况直接列为证据对待，可能越俎代庖，超越我国刑事诉讼案件的分工负责机制，不符合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应由控方承担的法律规定 ；法庭审查证据将沦为法庭收集证据，失去法庭调查的固有功能。笔者认为，若遇到上述情况，基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在于控方，法庭应当慎重对待，采取延期审理，并建议公诉机关对上述庭审出现的情况作进一步的调查核查。
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具有法律依据，但并不是所有案件都要需要，也不是被告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一提出就需要，据此应当也有必要对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设置适用条件。
北京市实施《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办法
北京市人民政府
北京市实施《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增强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促进党政领导干部正确履行职责，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通知》(中办发〔2009〕25号)，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委、市政府工作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区县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上列工作部门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
第三条 对党政领导干部实施问责，坚持严格要求、实事求是，权责一致、惩教结合，依靠群众、依法有序的原则。
第四条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不能替代党纪政纪处分和刑事处罚。党政领导干部受到问责，同时需要追究纪律责任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五条 市委、市政府，区县党委、政府是问责决定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实行问责。必要时，市委、市政府可以直接对区县管理权限内的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或者责成区县党委、政府实行问责。
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是问责调查机关，按照问责决定机关的要求，负责具体的调查工作。
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认为必要时可以向同级党委、政府提出对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建议。
第二章 问责的情形、方式和适用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
(一)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二)因工作失职，致使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三)政府职能部门管理、监督不力，在其职责范围内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四)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
(五)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
(六)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规定，导致用人失察、失误，造成恶劣影响的；
(七)其他给国家利益、人民生命财产、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等失职行为的。
第七条 在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方面出现问题的，依照《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等规定，追究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
第八条 问责的方式分为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五种。
第九条 党政领导干部有本办法第六条所列情形，且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应当从重问责：
(一)干扰、阻碍或者不配合问责调查的;
(二)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的；
(三)对检举人、控告人、投诉人、证人及其他有关人员打击、报复、陷害的；
(四)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从重情节。
第十条 党政领导干部有本办法第六条所列情形，且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可以从轻问责：
(一)主动采取措施，有效避免损失或者挽回影响的；
(二)积极配合问责调查，并且主动承担责任的。
第十一条 受到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取消当年年度考核评优和评选先进的资格。
停职检查的期限一般为3至6个月。停职检查期满后，是否恢复履行职务，由问责事项调查机关提出意见，报问责决定机关决定。
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两年内不得提拔；同时受到纪律处分的，按照影响期长的规定执行。
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后如果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审批手续，还应当书面正式征求上一级党委组织部门的意见。
第十二条 实行问责要综合考虑问责事项的性质、造成损失的情况、造成影响的范围等情节，确定问责方式。
第三章 实行问责的程序
第十三条 对于以下线索来源，问责决定机关或问责调查机关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认真调查：
(一)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发生的重大事故、事件、案件；
(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中反映的重大问题；
(三)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的重大问题；
(四)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在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中发现的重大问题，财政、审计、安全生产监督、信访、巡视等部门在工作中发现的重大问题；
(五)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投诉、检举和控告；
(六)社会舆论、新闻媒体反映的性质严重、线索清楚、内容具体的问题；
(七)其他应当调查的线索来源。
第十四条 问责决定机关认为需要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的线索，交由问责调查机关调查。
第十五条 问责调查机关依据工作职责发现的需要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的线索，报经问责决定机关同意后，由指定问责调查机关负责调查。
第十六条 纪检监察机关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开展调查工作，对需要实行问责的事项，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向问责决定机关提出问责建议。
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党纪政纪案件过程中发现的应当问责的事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可以直接向问责决定机关提出问责建议。
第十七条 组织人事部门可以将发现的应当问责的线索移送纪检监察机关调查。
第十八条 问责调查机关一般应当于3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工作，情况复杂的报本机关主要领导批准后，可以适当延长调查时限。
第十九条 调查完成后，由问责调查机关领导班子集体讨论通过，正式向问责决定机关提出问责建议。
问责建议中应当包括如下内容：
(一)建议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的基本情况；
(二)立案的依据及调查的简要情况；
(三)调查查明的事实及对性质的认定；
(四)对问责的具体建议和依据。
第二十条 问责事项调查过程中应当充分听取被调查的党政领导干部的陈述和申辩，并且记录在案，在作出问责决定时对其中的合理意见，应当予以采纳。
第二十一条 作出问责决定应当由问责决定机关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并按照要求制作《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决定书》。
第二十二条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决定书》由问责调查机关代问责决定机关起草，应当写明问责事实、问责依据、问责方式、批准机关、生效时间、当事人的申诉期限及受理机关等。作出责令公开道歉决定的，还应当写明公开道歉的方式、范围等。
第二十三条 问责决定作出后，由问责决定机关指派专人将《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决定书》送达被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本人及其所在单位，并与被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谈话，做好其思想工作，督促其做好工作交接等后续工作。
第二十四条 被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是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任命的政府组成人员，或者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需要免去或撤销其职务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二十五条 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及时将被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的有关问责材料归入其个人档案，并且将执行情况报告问责决定机关，回复问责建议机关。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情况应当报上一级组织人事部门备案。
第二十六条 问责决定一般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二十七条 被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决定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问责决定机关提出书面申诉。问责决定机关接到书面申诉后，应当在30个工作日内作出申诉处理决定。申诉处理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诉人及其所在单位。
第二十八条 被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申诉期间，不停止问责决定的执行。
第二十九条 纪检监察机关与组织人事部门要建立必要的工作联系制度，健全工作机制，做好相关政策研究和制定工作，及时通报情况，共同研究解决问责工作中的问题，加强组织协调。
第三十条 问责决定机关以及问责调查机关的工作人员，在办理问责事项时有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行为的，依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四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对乡镇(街道)党政领导成员实行问责，适用本办法。
对本市各级党委、政府直属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国有金融企业领导人员实行问责，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纪委、市委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