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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1月一则倒卖车票的新闻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广东佛山一对新婚夫妇帮助农民工网上订票，因每张加收10元手续费，且总额较大，构成“情节严重”而面临刑事处罚。近年来，随着铁路客票销售方式的改进与打击倒票犯罪力度的持续增强，倒票方法也不断更新，假借互联网发布车票转让信息而行倒票之实的预约式倒卖的新型方式已经成为一种新趋向。同时，由于该种方式更具隐蔽性，极大地增大了甄别犯罪活动的难度，为倒卖车票罪的法律适用提出了新的课题。

　　一、预约式倒卖车票行为的特点

　　在以往的倒票犯罪案件中，倒票人员都是采用囤积的倒卖方式，其特点就是在没有旅客预订的情况下，事先购入大量紧俏车票，等到时机特定再肆意抬高价格，迫使旅客高价购买。公安机关侦破此类案件时，注意力主要放在对“票”的控制上，通过对售票窗口的巡视，对形迹可疑人员进行盘查，以及根据情报线索对重点人员实施监控等。但是，近年来，倒票方式出现一个新变化，即倒票人员利用电话、互联网信息平台以及开设非法售票点，以为旅客提供车票预订服务为名义而加价倒卖的方式呈现上升态势。如果将前一种倒票方式形象地称之为囤积式倒票，那么后者可以被概括为预约式倒卖。

　　关于预约式倒卖，学界与司法实务中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笔者认为预约式倒卖是指倒票人员通过电话订票，开设非法售票点以及利用互联网信息平台发布车票转让信息，按照（具体）购票者的要约购入（特定）车票，而后加价卖给购票者的行为。这种预约倒票在北京铁路两级法院近三年所审理的倒卖车票案件中占到四分之三，其与传统的囤积倒票方式相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倒票手段多样。倒票人员借助现代即时通讯技术，通过电话订票、开设非法售票点以及利用互联网信息平台发布车票信息等多种途径获得客源信息,较之囤积倒卖在车站守株待兔式的倒卖手段，预约倒卖无疑在手段上得到了拓展。

　　2．倒票数量巨大。倒票手段的扩展致使其在获得客源信息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从案件的审理情况来看，预约倒票案件的票面数额巨大，有的甚至达到十几万元，非法获利数额也有数万元之多。

　　3．倒票方式隐蔽。由于“预约”倒卖借助现代即时通讯技术扩展了倒票手段，摒弃了囤积倒卖以车站为中心现倒现卖的模式。同时，预约倒票人员往往在售票窗口购买不同时间、地点、车次的车票，与普通旅客购票难以区分。

　　4．案件侦破困难。由于倒票人员作案方式极为隐蔽，加之线索来源少，公安机关很难查获。同时，倒票人员为了逃避责任，不设立流水账目，并往往携带少量车票，导致司法机关起获的车票票面数额不高，难以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预约式倒卖车票案件相关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一）预约式倒卖是否应当与囤积式倒卖区别处理

　　对于依旅客委托而产生的预约倒卖，是否应当与囤积倒卖区别对待，在司法实践中存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预约式倒卖不应作为犯罪处理。理由是：依特定销售对象的委托而产生；加价完全出于购票者的自由意志；加价本身可以视为倒票人员的服务费和相关必要支出；没有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另一种意见认为，预约式倒卖是一种倒卖行为，同样侵害了国家对车票的管理秩序，只要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就应认定为犯罪。

　　笔者认为，从刑法有关倒卖车票罪的规定来讲，倒卖车票罪被规定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类罪中，主要保护国家对车票的管理秩序。从铁道部及相关部委出台的规范文件来看，管理秩序体现在规范铁路客票销售资质、销售方式以及售票收费等方面。凡属违反上述车票管理规定的行为，均可认定为“倒卖”。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倒卖车票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所规定的“情节严重”标准，仅包含票面数额与非法获利两方面内容，未对行为方式与情节严重的关系作出任何规定。因而，预约式倒卖与囤积式倒卖本质相同。因此，当行为人实施预约式倒卖，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理应按照倒卖车票罪处罚。

　　从实质意义上看，预约式倒卖完全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代理行为。虽然预约式倒卖行为人在表面上基于具体购票人的委托，按其要求购买特定的车票，具有一般民事委托行为的特征。但是，根据国家计委、铁道部《关于规范铁路客票销售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及相关规定，具备铁路客票销售权的只有铁路运输企业设立的售票点、铁路运输企业以外的其他社会经济组织或个体工商户经铁路主管部门批准，并在当地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注册登记开办的铁路客票代理销售点以及铁路合同订票单位。非经法定程序批准，不得擅自经营。因此，预约式倒卖从对象上看就不能视为民事委托行为。同时，预约式倒卖所收取的费用不同于一般的服务费、劳务费。一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2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15条、第18条至第20条的规定，国家铁路的旅客票价实行绝对政府定价制。另一方面，依照《通知》规定，国家对于火车票的相关费用也作出了较为明确的限制性规定。

　　尽管我们肯定了预约式倒卖也应当按照倒卖车票罪处罚，但是我们认为其与囤积式倒卖在情节严重程度上存在着较大的区别。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是否侵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上。预约式倒卖基于购票者的要约，委托其订购特定时间、目的地、车次、座位以及数量的车票，因而在该种倒卖行为中购票者是完全自愿的。囤积式倒卖通过套购大量票源紧张的车票，人为地制造紧张气氛，并利用旅客急于出行的迫切心理，迫使其高价购买。由此看来，囤积式倒卖严重侵害了购票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我们认为两种行为方式在量刑上尽量做到区别有度。对于预约式倒卖，由于其社会危害程度较轻，可以多考虑适用非监禁刑或单处罚金。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行为人出于方便群众的意图，在一定范围内（如学校、单位等）为他人代购车票，加价相当于或略高于其必要的支出，由于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大，我们认为不宜按照犯罪处理。

　　（二）取得铁路客票经营资质的单位、个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

　　这主要包括两个问题,第一，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铁路主管部门批准的单位、个人，代售火车票加价牟利，是否构成倒卖车票罪。一种意见认为倒卖车票罪只要求一般主体即可，任何单位、个人索取或收取任何超出政府法定价格之外的费用，都属于倒卖行为，应当构成倒卖车票罪。另一种意见认为，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铁路主管部门批准，说明已取得经营客票合法资格，合法的经营不存在倒卖的问题。

　　第二，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未经铁路主管部门批准，代售火车票加价牟利，是否构成倒卖车票罪。一种观点认为，未得到铁路主管部门的授权或委托，故不具备处理国家铁路运输事务的权力，如果其符合定罪标准，应认定为倒卖车票罪。另一种观点认为，只要相关行政机关批准，就已经具备了法定的经营资质，至于铁路主管部门的批准是一种企业内部规定，不具备法定效力。

　　笔者认为，首先，国家对铁路客票经营资质的取得加以严格的限制与管理。根据《通知》规定，目前合法经营火车票业务的方式主要有代售与代订两种。代售是指具有一定的营业条件和经营规模的单位或者个人经向铁路部门申请并取得许可后，持有当地工商、税务等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有代售火车票营业项目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文件后，按规定在特定的场所代表铁路销售单位销售火车票，并按规定标准收取服务费用的行为。代订是指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宾馆、招待所等为吸引旅客住宿，方便本系统职工出行，与铁路部门签订团体订票合同而取得售票资格后，按要求向铁路售票部门订购车票的行为。因此，凡不具备以上条件者，代售、代订铁路客票牟取利益的均属于非法经营范畴。至于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未经铁路主管部门批准，只能被认为其已经具备代售火车票的服务性企业能力，同样属于非法经营。

　　其次，具备铁路客票经营资质不等于合法经营。根据《通知》规定， 铁路运输企业、铁路客票销售代理点、铁路客票代办单位等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名义、任何形式在客票预订、销售环节加收除送票费、铁路异地售票手续费以及铁路客票销售服务费外的任何费用。同时，对于具备铁路客票经营资质者在铁路客票预订、销售环节有下列行为之一，可以倒卖车票罪追究刑事责任：

　　1.铁路客票代办单位囤积车票，加价出售的。

　　2.铁路客票售票点、代售点、代办单位，明知是倒卖铁路客票的不法单位或个人而向其提供车票的。

　　3.个人以营利为目的，买进铁路客票后又高于买进价卖出，或变相加价，从中渔利的。

　　最后，具备铁路客票经营资质者在代售、代订火车票的过程中超标准收费或者超出订票范围，囤积车票，收取高额费用，其行为严重侵害了国家对车票的管理秩序。同时，因上述人员在票源上占有绝对优势地位，故其倒卖车票的行为要比非法经营者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更加恶劣。

　　因此，具备铁路客票经营资质者在销售车票的过程中如果有超标准收费或者超出订票范围、囤积车票、收取高额费用的行为，应当严格依照倒卖车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并适当从重处罚。

　　（三）铁路客票销售服务费是否应当计入非法获利数额

浅议职务犯罪案件侦诉衔接

苏克


　　职务犯罪案件与其它刑事案件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特殊性主要有：犯罪主体的特定性，犯罪行为的隐蔽性，侦捕诉主体的同一性。其中侦捕诉主体的同一性给检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在职务犯罪案件决定逮捕权报由上级院决定的新形势下，随着控辩式审判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侦诉衔接在提高案件质量方面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侦诉分离不利于检察工作发展
　　人民检察院的内部机构及内部职能分工，是由我国现行司法体制所设定的。自侦部门，行使着法律规定的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犯罪案件的侦查专有权。通过参加立案、讯问、询问、勘验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和书证等侦查活动以及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等诉讼活动履行侦查职责。公诉部门，是检察机关行使公诉权的职能机构，具有代表国家依法向审判机关指控犯罪，要求人民法院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专有权力。包括审查案件，做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或提出意见，提起公诉，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法庭等。这种职能是为了行使法律监督职权，在检察机关内部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然而，若将其职能截然分离，也不利于检察工作的长足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不同的证据意识产生证据期望值的差异
　　自侦部门的注意力侧重于各类证据的收集上，其证据期望值往往偏重于是否存在犯罪事实、能否立得了案。而公诉部门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证据是否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从诉讼效益、举证风险、公诉社会效果、公诉人声誉等角度出发，证据期望值重在所取证据能最大限度地减小出庭举证风险，避免因证据不足或瑕疵而导致公诉人出庭举证失败的被动局面。由于侧重点的不同，自侦部门和公诉部门对案件的证据要求及证明力强弱产生差异。从而出现补查、退查等多次补证现象，费时耗力，浪费资源。更有甚者会产生部门之间的分歧。
　　（二）、不同的专业特长造成犯罪事实的理解差别
　　职务犯罪案件普遍涉及相应的专业知识，自侦部门相对公诉部门在涉及的专业知识方面掌握得较为全面，如贪污、挪用案件中的会计账簿，渎职侵权案件的部门法规等。自侦部门按照证实犯罪事实的需要取到相关的证据，公诉部门由于对专业知识的相对欠缺，有时会认为犯罪事实不清，进而造成对犯罪事实的理解差别。
　　（三）、不同的认识形成案件的定性分歧
　　有些职务犯罪案件，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由于自侦部门和公诉部门对所查事实存在不同的认识，就其事实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也会形成定性上的意见分歧。
　　二、实现侦诉衔接的重要性
　　实现侦诉衔接的重要性主要在于提高职务犯罪案件的质量和办案效率两个方面。
　　职务犯罪案件质量可以说是检察工作的重要生命线，其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检察机关的声誉和权威。这就要求我们所办的职务犯罪案件必须是高标准、高水平，经得起考验的铁案。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从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到出庭支持公诉的整个过程，就如同一场完整的演出，其中自侦、侦监、公诉各部门在各自的诉讼环节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只有各部门通力合作，相互配合，才能赢得观众的满堂喝彩，才能赢得剧团（检察机关）的良好声誉。任何部门的单打独斗永远是没有出路的。
从提高办案 效率上来讲，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各部门除了相互监督制约的职能之外，若能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实行侦诉衔接，便能充分集中检察力量，整合办案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减少案多人少的负担；同时，可以在侦查阶段全面搜集和补强证据，避免因退查、补查而造成对自身资源的内耗，达到全面提高检察工作效率的目的。
　　三、侦诉衔接的法理依据
　　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实现侦诉衔接具有一定的法理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七十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部门或者审查起诉部门发现本院侦查部门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不报请立案侦查的，应当建议侦查部门报请立案侦查，建议不被采纳的，应当报请检察长决定。第三百九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或者审查起诉部门对本院侦查部门侦查或者决定、执行、变更、撤销强制措施等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应当根据情节分别处理。诉讼规则这二条的规定，是依据检察机关的性质和法律地位对《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的解释和具体化。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实行内部制约的若干规定》也强调：应当加强侦查、侦查监督、公诉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侦查监督和公诉部门可以提前介入侦查活动，熟悉案情，审查证据，引导侦查部门补充、固定和完善证据；侦查部门也可以就证据收集等问题主动征求侦查监督和公诉意见；侦查、侦查监督、公诉部门都应当强化证据意识，按照批捕、起诉证明标准全面、客观地收集、审查证据，并依法排除非法证据；侦查、侦查监督、公诉部门相互之间可以建立互相听取意见和列席案件讨论会制度；公诉部门审查起诉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部门可以派员协助。
　　四、侦诉衔接的机制设计
　　实行侦诉衔接，于法有据，意义重大。如何在职务犯罪案件中建立有效的衔接机制呢？笔者认为：必须要做到坚持“一个原则”，实现“两个延伸”。
　　一个原则就是衔接双方部门都要坚持“参与而不干预”的原则。无论是公诉部门的引导取证、介入侦查、列席案件讨论，还是侦查部门的协助审查起诉，只能向对方部门提出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议或意见，绝对不能越俎代庖，干预案件的正常办理。
　　两个延伸就是一要实现公诉部门向侦查阶段的延伸，二要实现侦查部门向公诉及审判阶段的延伸。
　　在第一个延伸中，需建立如下机制：
　　一是提前介入侦查机制。对于案情复杂、案件影响大、取证困难的案件，侦查部门应主动邀请公诉部门提前介入侦查；公诉部门要积极参与，派出有侦查经验和公诉业务强的业务骨干指导侦查取证。针对侦查方向、重点提出建议；并按起诉标准提出补充、固定完善证据的要求。在指导的过程中，也就熟悉了案情，为审查起诉打下了坚实基础。二是建立列席案件讨论制度。根据案件的需要，对一些难以定性、意见分歧大的案件，在立案、重要证据的获取、强制措施的采取等关键环节，应主动邀请公诉部门列席案件讨论。必要时，公诉部门应全体列席，积极参与案件讨论，以利于共同把握案件质量。三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两部门应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定期互相通报工作情况，交流工作信息，共同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在第二个延伸中，应建立两个机制：
　　一是建立职务犯罪案件审查起诉协助机制。对每起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人员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必须向公诉部门的案件承办人介绍案件侦破、犯罪事实及证据的证明情况，以利于公诉部门案件承办人迅速掌握案情， 全面审核证据。必要时，公诉案件承办人要主动邀请侦查人员就证据问题作深解入了，侦查人员必须全力协助。二是建立职务犯罪案件听审机制。检察机关侦查部门要从提高自身侦查水平的立场出发，积极主动的参加职务犯罪案件听审。通过庭审现场听取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来全面衡量案件的证据要求，用来指导以后的取证。公诉部门在接到法院对职务犯罪案件的开庭审理通知后，应及时向侦查部门通知，以便于侦查部门做好统筹安排，及时派员听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