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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航空运输合同中的销售代理制度

张昭辉


主题词：航空运输合同 代理 航空运输销售代理 商事代理 法律特征 航空运输销售代理类型 代理权 限制 性质 授予 消灭 法律责任
摘要：本文从研究我国民用航空运输合同中的销售代理的法律关系入手，对销售代理的概念、类型、法律特征、航空运输销售代理权的性质、授予、限制、消灭、法律责任和我国销售代理中的三处漏洞加以分析和论述。

我国民用航空运输业在1980年3月15日理顺民航管理体制，结束了空军代管的历史。在1987年12月11日，民航总局又正式颁布了《国内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人管理暂行规定》，初步确立和规范了航空运输销售代理制度。自此以后，民航运输业和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是关于航空运输销售代理制度的法学研究，还是严重滞后于形势发展的。
一、 代理和航空运输合同中的销售代理
航空运输合同，顾名思义就是指航空承运人将旅客及其行李或者货物运送到约定的地点，旅客或者托运人向航空承运人支付运费的合同①。代理是指一方授予他方代理权，他方依代理权与第三方进行法律行为，其行为后果由一方承担②。此中“一方”称为本人、被代理人，“他方”称为代理人或受托人，“第三方”称为第三人或相对人。代理的发生过程是由本人授权行为??代理人代理行为??本人与第三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共同完成。航空运输销售代理是通过航空运输合同的附属合同??销售代理合同来实现的。在一个有效的代理关系中体现出来的代理的法律特征中，其主体特征表现为：代理必须依赖本人、代理人、第三人三方民事主体的存在；其行为特征表现为代理构成中包含了两个法律行为即本人之授权行为和代理人之代理行为；其关系特征表现为代理具有三面法律关系，包括本人与代理人之间的授权委托关系、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代理行为关系、本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效果归属关系。同样的，在一个有效的航空运输销售代理关系中，必须依赖本人（航空运输企业）、代理人（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人）和第三方（旅客、托运人）三方主体的存在，缺失任何一方都将不构成航空运输销售代理关系；航空运输销售代理的构成中，包含了本人将销售代理权授权给代理人之行为和代理人以本人名义销售运输产品的代理行为；航空运输的关系特征中，本人通过向代理人授予销售代理权形成授权委托关系，代理人直接向第三方以本人的名义销售所代理的运输产品形成代理行为关系，至于本人和第三人的关系，由于代理人在代理范围内的作为和不作为，关系到航空承运人（从事公共航空运输事业的企业法人）履行的运输，应当视为承运人的作为和不作为，体现出效果归属关系。
民航总局1993年8月3日颁布实行的《民用航空销售代理业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指出，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是指“受民用航空运输企业委托，在约定的授权范围内，以委托人名义代为处理航空客货运输销售及其相关业务的营利性行业”，在《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国内运输规则》（CCAR-271TR-R1，1996年2月28日修订）和《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管理规定》及其实施细则中的有关规定中，确认了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人（从事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的企业）的概念、代理范围、设立条件、营运管理和监督罚则等内容，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航空运输销售代理制度的内容。
由于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人的主体资格在民航总局颁布的《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管理规定》及其实施细则中有严格限制，代理人必须是企业法人，销售代理人也是依靠销售航空运输企业所提供的“商品”或“产品”来获利的，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人更符合商事代理③的特征，即接受本人委托的商事主体，以营利为目的与第三人为法律行为，其行为后果由本人直接或间接承担，简单地说，就是一种营利性的民事代理。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作为一种商事代理，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商事代理的主体??销售代理人（即商事代理人）除了应当具备民法所要求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外，而且还必须具备从事经营活动的资格；第二，代理人的代理行为如果直接以本人名义进行，其行为后果直接由本人承担，如果以代理人自己的名义进行，在本人与代理人授权关系真实存在的前提下，本人在承担代理人行为后果时，法律将赋予本人介入权和第三人选择权；第三，本人对代理人的授权意图及意思表示，在与代理人订立的委任契约中表达，并且须以代理人的承诺而有效，同时有民航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民航地区行政管理机构的确认为保证；第四，销售代理人在某些情况下比民事代理人中的代理人承担更大的风险和责任，在与本人有特殊约定的前提下，需要直接对第三人负责，承担独立责任。例如销售代理人因自己工作失误，向第三人售出了无效客票，造成第三人无法登机成行，在本人与代理人有直接约定时，代理人必须直接赔偿第三人因此而造成的损失。
二、 航空运输销售代理类型
对航空运输销售代理进行简单的分类，有助于我们全方位、多角度地理解我国航空运输销售代理制度。一般来讲，通过不同的分类方法，可将航空运输销售代理分为以下不同的代理类型：
1、从法学理论和代理的概念方面入手。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人按照被代理人（本人）的委托行使代理权，航空运输销售代理属委托代理；同时，航空运输销售代理是以本人名义与第三人为法律行为，是直接代理；它是基于航空运输销售代理权所为之代理，是有权代理；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人在权限范围内以本人名义为意思表示，是积极代理；它的代理权是基于本人的授予，并经民航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民航地区行政管理机构批准，是意定代理；它的航空运输销售代理权范围有特定的限制，是有限代理或部分代理；由于本人是向数个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人分别授权，而每个代理人都有各自独立的航空运输销售代理权，可以分别单独行使，因此又是集合代理。
2、从经济学角度入手。作为商业流通领域的代理，根据代理人代理权限的大小可分为独家代理、一般代理和总代理；根据代理商代理的对象不同可分为销售代理和采购代理；根据代理商销售或采购商品的环节可分为批发代理和零售代理。④航空运输企业所提供的“商品”或“产品”就是运输服务，作为其代理，一般不享有专营权，委托人可以在市场上建立多家代理关系，也可以自己在该市场上从事经营，是一般代理；代理人与被代理人（航空运输企业）签订代理合同，销售被代理人的产品（运输服务），是典型的销售代理；由于代理销售的产品的特殊性，代理人只能是零售代理。
3、从航空运输销售业务范围来看，航空运输销售代理分为一类航空运输销售代理（经营国际航线或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航线）和二类航空货运销售代理（经营除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航线外的国内航线），每类销售代理又分为客运和货运两种。
三、航空运输销售代理权的性质、授予、限制和消灭
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中，代理权实际上是由民航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民航地区行政管理机构审核批准后授予的。总的来说，权利包含了权益、主张、资格、权能和自由五大要素⑤，代理权亦不例外，作为特殊代理形式的销售代理中的销售代理权则更不能例外。销售代理权是销售代理人行使航空运输销售代理行为的依据，是航空运输销售代理关系形成的基本前提，它分别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关系的不同角度体现着权利要素。首先，它应该是“自由”的，行使销售代理权的销售代理人在销售代理权的权限（范围）内具有充分的自由意志；其次，销售代理人在具备商事代理主体资格的前提下，它的“权能”要素表现为代理人不仅具有履行这种权利的实际能力，而且包含了法律支持的不容侵犯的权威；第三，“权利是行为的选择资格，是意志的实现资格。代理权是一种权利，当然是一种资格。”⑥销售代理权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资格”，但它只反映权利的静态表征，不能体现一种特定民事权利的法律效果，也就是说，只有资格无从产生航空运输销售代理权之法律效果；第四，航空运输销售代理权中的“利益”要素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代理权的享有必须基于代理人的同意并通过代理权的行使而为本人实现利益。其二，既然通过行使代理权为本人实现了利益，那么代理人就不会与这种利益无关，而是表现为报酬（代理费）；第五，航空运输销售代理权之“主张”实际表达了一种权利需要和权利救济的愿望，和“利益”要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航空运输销售代理权的获得必须经过严格的事前审核批准手续，代理中的授权行为是一种单方民事法律行为，“授权行为仅是委托人单方的意思表示而并不要求受托人同意，可见授权行为是独立于委托合同的单方行为”。⑦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中的授权行为，还必须以代理证书的形式固定下来。
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代理人应认真履行职责，以维护本人的利益为宗旨，正确而有效地履行代理事务。为了更好的使代理人遵守代理制度、履行基本法律关系之诚信义务，有必要对代理权的行使安排必要的法律限制。因此，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中，禁止越权代理，禁止自己代理和双方代理，禁止转代理和代理人的复任权。
航空运输销售代理的代理权消灭的法定事由有：（一）基本法律关系终结。主要指销售代理期间届满或代理事务完成；（二）本人撤回代理权或代理人辞去代理权。主要是指销售代理人有违反《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管理规定》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的法定情形，被民航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民航地区行政管理机构依法撤销空运销售代理业务代理权，以及销售代理人主动辞去代理权的情形。代理权一旦消失，销售代理人即丧失代理权，此时销售代理人如再进行代理活动，将承担无权代理的责任。
四、航空运输销售代理制度中的漏洞
我国航空运输销售代理迄今为止只有十余年的发展，有关方面制订的涉及航空运输销售代理的法律法规和其它法律文件自然也是屈指可数，加上我国向来缺乏商事传统，所以完全可以理解我国航空运输销售代理制度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通过对具体的航空运输销售代理各方面法律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有以下三处漏洞：
第一，主体角色错位。剖析航空运输销售代理法律关系后可以发现，作为航空运输销售代理的主体??本人的身份，在逻辑上是混乱的。当它作为销售代理权授予主体时，名义上是航空运输企业，实际上是民航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民航地区行政管理机构；当它作为第三人效果归属关系的主体时，它又成了具体的民用航空运输企业。销售代理权的授予原本是民航运输企业正常的经营决策行为，现在却成了民航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民航地区行政管理机构的一项行政职能，结果授予代理权的“本人”不负责航空销售业务、负责航空运输销售业务的“本人”无法有效管理代理人。实际上这两个“本人”应该是统一的，只能是航空运输企业，出现这种概念的混乱，其深层次的原因还是要从政企不分、企业产权不清、市场不规范等因素中去探寻，本文暂不做深入探讨，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局面必然导致航空运输销售代理制度“空壳化”，给少数无良代理人以侵吞航空运输企业利益的可乘之机，严重影响我国民航事业的健康发展。
第二，忽略了“交易安全”⑧。所谓交易安全，即交易行为之安全，保护交易安全即为保护交易行为本身。在一个具体的法律关系中，即应以合理信赖之虚象代替实象，以资保护新利益之取得者。我国现行航空运输销售代理制度对代理人和本人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都有相关法律法规条文作出明示，对本人与代理人之间的授权委托关系和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代理行为关系均有较为详尽完善的规定，体现出对本人的权利（静态安全）和代理人的有效保护，但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制度中没有明确规定无权代理及其法律责任，缺乏相关的法律保护，从本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效果归属关系方面来观察，有忽略“交易安全”的倾向，这对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权益是非常不利的。
第三，代理权张冠李戴。从前文中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中，本人授予代理人的代理权是一种委托代理权，但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颁发给各个代理人的代理证书，无一例外都印刷着“指定销售代理人”字样，在民航系统的有关文件中也堂而皇之将航空运输销售代理权称为“指定代理”，而指定代理实际上是法定代理的一种形式，其本质上是针对无民事行为责任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责任能力人的监护权。概念上的混淆会贻笑大方，更有可能造成对法律事实的认定错误，不可不引以为戒。
综上所述，通过对代理和航空运输销售代理制度的分析研究，我们不难看出，航空运输销售代理既有代理的一般法律特征，又有其鲜明的行业特点和特殊性。事实证明，只有在正规化、法制化的轨道上依法管理和规范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才能使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参考书目：
① 孙林《运输合同》，第137、158页，法律出版社1999年
郭明瑞、王轶《合同法新论·分则》第25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② 江帆《代理法律制度研究》第10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
③ 张楚《论商事代理》，《法律科学》1997年第4期
刘一粟等《商事代理论纲》，《武汉大学 法学评论》1996年第5期
④ 李玉兰、亦冬《商业代理制理论研究述要》，《广西商专学报》1996年第2期
⑤ 夏勇《人权概念的起源》第4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⑥ 李锡鹤《民事代理理论的几个问题》，载梁彗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0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
⑦ 梁彗星《民法总论》第218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
⑧ 江帆、孙鹏《交易安全与中国民商法》，第18-19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


作者单位：民航海口美兰机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 邮编：571126
联系电话：0898-65751347 68137919
支持深圳检方关于机场女清结工梁丽的不起诉决定
　
龙城飞将


　　刚才回到家里，从信报箱里拿出《南方都市报》，看到头版大篇幅标题：《深圳检察：女工“捡”金，定性“侵占”，不予公诉》 。此前，我与国内许多民众一样，对这一案件更大的担心是把当事人的错误当成犯罪，把本应对其进行批评教育换成刑罚。对此消息，我感到松了一口气。

　　深圳检方不起诉的决定是英明的

　　据报导，深圳宝安区检察院认为，在审查起诉阶段，经对全案的事实证据进行审查研究，梁丽的行为虽然也有盗窃的特征，但构成盗窃罪的证据不足，更符合侵占罪构成特征。根据“刑疑惟轻”的原则，从有利于梁丽的角度出发，认定梁丽不构成盗窃罪。更符合侵占罪特征，属自诉案件，是否起诉要看珠宝公司。

　　检方查明，2008年12月9日8时20分许，东莞某珠宝公司员工王某来到深圳机场B号候机楼19号柜台前办理行李托运手续。由于托运行李内装有黄金饰品，值机员告知需要到10号柜台找值班主任才能办理。
　　王某当即前往22米外的10号柜台，却将行李手推车单独停放在19号柜台前1米的黄线处，一个装有14555.37克黄金首饰的小纸箱放在行李手推车上方的篮子内。
　　此时，机场清洁工梁丽经过19号柜台，将小纸箱搬到其清洁手推车底层，后将小纸箱存放在大厅北侧16号男洗手间供体弱人士使用的厕所内。
　　4分钟后，王某返回19号柜台，发现行李手推车及车上的纸箱不见了，经向机场工作人员询问无果后报警。
　　一个多小时后，即当天的9时40分许，梁丽吃早餐时告诉同事，捡到一个比较重的纸箱。随后，经梁丽同意，同事马某、曹某两人来将纸箱打开，见到是黄金首饰后分两次从中取走两包。
　　10时许，曹某告诉梁丽纸箱内可能是黄金首饰，梁丽将纸箱放到自己的清洁手推车底层后离开，并从纸箱内取出一件首饰交由同事韩某到候机楼的黄金首饰店鉴别。后韩某告知梁丽是黄金首饰。
　　当天14时许，也就是梁丽“拾”到这个小纸箱6个小时后，梁丽下班，将该纸箱带回住处放在床底下，另取出一部分黄金首饰放入其丈夫放在床边的衣服口袋内。16时许，曹某找到梁丽，告知机场有旅客丢失黄金并已报警。
　　18时许，民警到梁丽家中询问其是否从机场带回物品，梁丽否认，民警遂对其进行劝说。床下存放的纸箱被民警发现后，梁丽承认该纸箱就是从机场带回的。民警发现箱子已被打开，内装物品不完整，继续追问是否还有首饰未交出，梁丽否认。民警随后从梁丽丈夫的衣服口袋内查获另一部分黄金首饰。
　　从梁丽处查获的黄金首饰总重13599.1克，价值人民币2893922元。同日，公安机关又先后从曹某、马某家中查获二人拿走的黄金首饰，共重819 .78克，价值人民币172152元。尚有136.49克黄金首饰去向不明。
　　经查，梁丽违反了机场管理规定：一是清洁工不能推机场的行李小推车，不能拿小推车上的物品；二是在机场发现和拾得遗失物应上交，不能带出机场。这两个规定梁丽本人参加过培训，应该知晓。
　　梁丽曾为自己辩解，有一女子急登机落下黄金。检方回复说录像显示无此乘客。梁丽辩解说她是在垃圾桶旁“捡”到黄金。检方回复说最近垃圾桶在11米外。梁丽辩解说她“捡金”后等了三四分钟，没人来取，她疑为旅客不要才搬走的。检方回复说，她半分钟内就拿走了“金箱”。梁丽曾表示，在民警到达她家后主动交出了黄金。检方称，调查显示涉案赃物并非梁丽主动上交给民警，而是在民警发现后被迫承认并交出的。
　　从以上检方所描述的过程，不能证明梁丽是蓄意从别人控制中“秘密地窃取”，而是拾得别人暂时没有看管到的物品。说这种行为是盗窃实在是牵强，所以我认为深圳宝安检方的不起诉决定是正确的，是值得提倡的。
　　前段时间人们担心，若以盗窃罪起诉，梁丽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不起诉与终身监禁，这在刑罚的量上是多么大的差距呀。人们感到最不平的就是把犯错误当成犯罪，把应受道德教育当成是刑罚加身。
深圳检方这一决定是英明的，这一决定既遵守了法律的根本规定，既严格地依照法律的规定和事实进行审判，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证据不充分即疑罪从无。这一做法深得民心。

　　梁丽的行为不符合侵占罪特征

　　根据检方对案件的描述，梁丽的行为并不构成侵占罪。当警察找到她家时，她就交出了“捡”来的黄金首饰纸箱，尽管有点不情愿，不十分爽快。
　　我国刑法理论与法的规定都有谦抑性的规定。一个事件，能用民法和刑法处理的，尽量用民法。必须用刑法处理的，有减轻处罚的情节，则予以减轻。
　　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梁丽的行为亦不能构成侵占罪。
　　刑法第二百七十条规定，将他人遗忘物或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依照前款（侵占罪）的规定处罚。
　　东莞的珠宝公司也不能以侵占罪起诉梁丽。即使起诉了，法院也不应当受理。即使受理了，法院也不应当判刑。因为，梁丽并没有“拒不交出”。
　　第一种情况：民警到了梁丽家，找到并取回了这箱黄金首饰，梁丽就不是“拒不交出”。
　　第二种情况：若当时民警找梁丽要，梁丽拒不交出。此时应当是东莞的首饰公司以不当得利进行民事诉讼。民事诉讼判决后，若梁丽交出了这批首饰，同样不能定性为她“拒不交出”。
　　第三种情况：若民事判决生效后，梁丽仍不交出。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认定梁丽是“拒不交出”。此时东莞公司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同时它还可以向法院自诉请求法院以侵占罪名判决梁丽。若东莞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找到了这批黄金首饰，它就没有必要再进行刑事自诉了，因为它追回珠宝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而且根据刑法谦抑性的原则，此时也没有必要再以刑法调整梁丽的行为了。

　　对一些专家意见的评价

　　2009年5月16日，深圳律协以此句破题，召集了一批律师和法律专家，专门针对本报率先报道的梁丽案进行了讨论。专家们各自发表了不同看法 。在此就这些观点进行评述：

　　焦点一：是否秘密窃取

　　方律师认为，梁丽“捡”到小纸箱是放在一个公共场所里面的，她事后也一直告诉同事，其行为谈不上“秘密窃取”。
　　蔡律师认为，秘密窃取是以被害人是否知道来判定的，只要被害人不知道就属于“秘密窃取”。
我认为，方律师的观点正确，蔡律师的观点牵强。因为，第一，梁丽并不是事先蓄谋窃取这批珠宝，她本人并不知道纸箱中装的是什么。第二，当东莞公司的员工前往另一个柜台时，他就脱离了对自己物品的照看，此时梁丽拿到就是“拾得”，而不是蓄意“窃取”。第三，窃取的行为人都是怕人知道，而梁丽是在公共的场所拾得，并且事后告诉同事，且拿到黄金首饰商店进行鉴定，足见其主观上并没有窃取的意愿，只是把它当做拾得物来看待。

　　焦点二：是否非法占有

　　方律师认为，梁丽并没有从一开始就产生非法占有的目的，她是把那个纸箱当成遗弃物拿走的，没有意识到纸箱里装有数额较大的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