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地名管理条例
江苏省苏州市人大常委会
苏州市地名管理条例
（2009年8月22日苏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制定 2009年9月23日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地名管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和历史文化传承需要，实现地名标准化、规范化，根据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地名的命名、更名、使用、标志设置及相关管理活动。
第三条 地名管理应当坚持尊重当地历史和现状，保持地名相对稳定的原则。
第四条 本条例所称地名包括：
（一）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即山、河、湖、岛、泉等名称；
（二）行政区域地名，即市、县级市（区）、镇（街道）等行政区划名称，以及社区、建制村等区域名称；
（三)居民地地名，即住宅区、自然村落等名称；
（四）城镇道路地名，即路、街、巷、里、弄等名称；
（五）设施地名，即桥梁、涵洞、隧道、环岛、水库、堤坝，以及具有地名意义的台、站、港、场等名称；
（六）纪念地和旅游地地名，即文物古迹、纪念地、历史文化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园林、公园等名称；
（七）门牌号地名，即门号、楼幢号、室号等名称；
（八）高层建筑物或者综合性大型建筑群地名，即大厦、商厦、广场、城、中心等名称。
第五条 市、县级市人民政府设立地名委员会，负责统一组织和综合协调本行政区域内地名管理工作。地名委员会成员单位及其工作职责，由同级人民政府确定。
市、县级市人民政府建立地名专家咨询制度。
第六条 市、县级市（区）民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地名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称地名主管部门），按照职责权限负责地名管理工作。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协助地名主管部门做好地名管理工作。
第七条 本市实行吴文化地名保护名录制度。
第二章 地名命名与更名
第八条 市、县级市地名主管部门应当以城市总体规划为依据，结合当地自然地理特征、历史发展、人文背景和城乡建设现状及特点，编制和修编市、县级市地名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编制或者修编城市总体规划、镇规划、村庄规划以及各项专业规划涉及地名的，应当征求地名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九条 地名的命名应当遵循下列规定：
（一）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和地名规划，反映当地历史、地理、文化和经济特征。
（二）一地一名，名实相符。
（三）地名应当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组成，不得单独使用专名词组或者通名词组作地名。
（四）使用规范汉字，符合汉语语法，通俗易懂，含义健康，不使用生僻字。
（五）本市范围内的行政区划地名之间专名不得重名；本市市区或者同一县级市内的自然地理实体地名之间、区域地名之间、设施地名之间、纪念地和旅游地地名之间专名不得重名；本市市区或者同一县级市内的居民地、城镇道路、高层建筑物或者综合性大型建筑群地名之间，除派生关系外，专名不得重名。前述不得重名范围内的地名，应当避免使用同音字（含吴地方言）。
（六）社区、建制村等区域名称以及具有地名意义的台、站、港、场等名称，应当与所在地地名相统一。
（七）一般不得使用人名、外国地名、企业名、产品名、商标名命名地名。因特殊情况确需使用的，应当遵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
第十条 地名命名、更名，应当按照下列审批程序办理：
（一）自然地理实体、居民地、城镇道路地名，以及高层建筑物或者综合性大型建筑群地名，由有关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相关单位向县级市（区）地名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市、县级市（区）地名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市、县级市人民政府审批；
（二）行政区域地名，按照国务院和省、市人民政府规定的程序办理；
（三）设施、纪念地和旅游地地名，按照隶属关系，由交通、水利、园林等专业主管部门征得所在地地名主管部门同意后确认。城镇范围内的桥梁、隧道地名，按照第（一）项规定办理；
（四）门牌号地名，由建设单位或者自建房屋产权人向所在地公安部门申请办理。
前款规定中县级市负责审批的地名，应当自批准之日起十日内报市地名主管部门备案。
住宅区、城镇道路、高层建筑物或者综合性大型建筑群需命名的，应当在规划设计的同时办理地名报批手续。
第十一条 下列重大地名的命名、更名，在命名、更名前，市、县级市地名主管部门应当予以公示，并组织论证或者听证：
（一）在国内、省内、市内有较大影响的；
（二）在本市市区或者同一县级市内具有重大影响的；
（三）涉及吴文化地名保护名录的；
（四）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五）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单位；
（六）其他重大地名。
第十二条 因行政区划调整等原因造成地名重名的，市、县级市地名主管部门应当综合考虑各重名地名的知名度、使用时间、调整成本等因素提出更名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批。
因行政区划调整、自然变化、城乡建设等原因而消失的地名应当注销。注销程序按照地名命名程序办理。
第十三条 门牌号由公安部门统一编制，公安部门拟定的门牌编号方案，应当征得当地地名主管部门同意。
门牌号顺序按照道路走向，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左单右双的原则进行编排；只需对道路一侧门牌编号的，按照自然顺序编排。住宅区楼幢号，按照楼幢排列规则编排。
门牌号的编排不得无序跳号、同号。相邻建筑物的间距超过规定标准的，应当预留备用的门牌号。
第十四条 经依法命名、更名、注销的地名，市、县级市地名主管部门应当自批准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社会公布。
第三章 标准地名的使用
第十五条 符合地名管理规定，并经批准的地名为标准地名。
本条例实施前经地名主管部门普查认定，仍在使用的地名，视为标准地名。
第十六条 机关、部队、团体、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和媒体的公告、文件、证件、新闻用语、广告、牌匾、地图、地名出版物，以及地名标志和公共场所、公共设施的地名标识等，应当使用标准地名。
在标准地名批准前，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相关行政审批事项时，应当使用土地地块编号作为暂用名称。没有土地地块编号的，使用项目名称作为暂用名称。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公开宣传、使用未经批准的地名。
第十七条 市、县级市地名主管部门和交通、水利、园林等专业主管部门，负责编纂本行政区域或者本系统的标准地名出版物，及时向社会提供标准地名，其他部门不得编纂标准化地名工具图书。
第四章 地名标志设置与管理
第十八条 标准地名应当设置地名标志。
地名标志设置的位置应当遵循下列规定：
（一）自然地理实体地名标志，设在自然地理实体所处主要道路、航道旁以及自然地理实体的显著位置。
（二）行政区域地名标志，设在位于主要道路、航道的行政区域界线上。
（三）居民地地名标志，设在居民地的主要出入口处。
（四）城镇道路地名标志，设在道路的起止点、交叉口处。当两个交叉口间隔大于三百米时，可以适当增加地名标志的设置数量。有人行道的道路，设置立柱式道路地名标志；没有人行道的道路，设置附着式道路地名标志。
（五）设施地名标志，设在设施所处主要道路、航道旁以及设施的显著位置。
（六）纪念地和旅游地地名标志，设在纪念地和旅游地的主要出入口处。
（七）门牌号地名标志，设在建筑物面向主要通道的显著位置。
（八）高层建筑物或者综合性大型建筑群地名标志，设在高层建筑物或者综合性大型建筑群面向主要道路的显著位置。
第十九条 地名标志的材质、规格、形式应当符合国家标准。
纪念地和旅游地地名标志除符合国家标准外，其设置形式可以体现当地风貌。
第二十条 各级地名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各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设置各类地名标志。
地名标志按照下列分工设置和管理：
（一）行政区域界牌及其地名标志，由市、县级市（区）地名主管部门及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
（二）立柱式道路地名标志，由市、县级市（区）人民政府指定有关部门负责；
（三）附着式道路地名标志和门牌号地名标志，由公安部门负责；
（四）设施、纪念地和旅游地地名标志，由交通、水利、园林等专业主管部门负责；
（五）其他地名标志，由建设单位或者管理单位负责。
设置单位、管理单位应当及时维护、更新地名标志，并保持地名标志的完好和规范。
第二十一条 新建住宅区、城镇道路、设施、高层建筑物或者综合性大型建筑群等地名标志应当在交付使用前设置完成。
其他地名标志应当自地名公布之日起六十日内设置完成。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地名标志的义务。
禁止涂改、污损、遮挡、覆盖地名标志或者在地名标志上悬挂物品。
禁止擅自移动、拆除地名标志。确需移动或者拆除地名标志的，应当经设置单位、管理单位同意后实施，并报市、县级市地名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三条 地名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地名标志设置、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通知设置单位、管理单位在三十日内进行维护或者更新：
（一）地名标志未使用标准地名或者材质、规格、形式不符合国家标准的；
（二）已更名的地名，地名标志未更改的；
（三）地名标志污损、字迹不清或者残缺不全的；
（四）设置位置不当或者缺漏的。
第五章 地名档案管理与公共服务
第二十四条 地名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地名档案，加强对地名档案的管理。在档案业务上接受上级地名主管部门和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监督。
第二十五条 地名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地名信息化建设，建立地名数据库，并及时更新地名数据库信息。
第二十六条 地名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组织开发地名图书、地名查询系统、地名网站等地名公共服务产品，并向社会无偿提供地名信息查询服务。
第二十七条 各级地名委员会成员单位应当及时互通与地名有关的基础信息，实现资源共享，共同做好地名公共服务基础建设。
第六章 吴文化地名保护
第二十八条 市、县级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吴文化地名保护工作的领导，鼓励和吸纳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吴文化地名保护和研究，并在政策、经费等方面予以保障和支持。
第二十九条 市、县级市地名主管部门应当将吴文化地名保护列入市、县级市地名规划，并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相衔接。
第三十条 市地名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吴文化地名评定标准。
吴文化地名保护名录由市、县级市地名主管部门根据吴文化地名评定标准提出，同级地名委员会评审，经公示后由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吴文化地名保护名录可以增补。
第三十一条 吴文化地名保护应当坚持使用为主、注重传承的原则。
吴文化地名保护名录中在用地名的更名应当严格控制。
吴文化地名保护名录中不在使用的地名应当按照地域就近原则优先采用。未被采用的，应当采取挂牌立碑等措施加以保护。
第三十二条 拆除或者迁移吴文化地名保护名录中地名所指称的地理实体的，有关部门应当事先会同地名主管部门制定地名保护方案。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公开宣传、使用未经批准的地名的，由地名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使用、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规定，设置单位、管理单位未按照规定设置、维护、更新地名标志的，由地名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并由地名主管部门代为设置、维护、更新，所需费用由设置单位或者管理单位承担。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擅自移动或者拆除地名标志的，由地名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责令行为人赔偿损失，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地名委员会成员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专名：是指地名中表示指称的地理实体专有属性的名称部分；
（二）通名：是指地名中表示指称的地理实体通用属性（类别）的名称部分；
（三）地名派生：是指在原有地名基础上仿造衍生出新地名的一种命名方式，其中老地名称原生地名，新地名称派生地名。派生地名应当与原生地名具有直接、紧密的地缘关系；
（四）地名标志，是指标示地理实体标准地名及相关信息的设施；
（五）吴文化地名，是指具有吴地区域特征和历史、人文价值的地名。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2009年12月1日起施行。
法治道路断想
袁曙宏 赵永伟
一
法治是现代文明国家的选择。法治，既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文明成果，代表着人类社会数千年来在政治管理、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方式上的理性思考与选择；又是一个国家在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下依据法治规律所创建的现代治国模式，体现着该国人民构建制度文明的创造精神。我们不能设想，世界上一百多个国情千差万别的主权国家只能走一条完全一致的法治道路。因此，我们认为，世界各国在走向法治的道路上，既要遵循共性的法治规律，又要适应个性的国情差异；而如何将此二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则无疑是世界各国实现法治所面临的首要课题。
所谓法治规律，从根本上说，就是世界各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确立法律的极大权威，必须按照民主程序制定法律和确保法律内容的正义性，必须依法管理国家的政治事务、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法的权威性、民主性、正义性是法的三大要素：法无权威性，法就只能是束之高阁的贡品，其结果是只有法治之名而无法治之实；法无民主性，法就不能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其结果是法将会变为少数当权者手中的工具；法无正义性，“法治”即会变为恶法统治，其结果是导致法西斯专政。同时，法治规律要求法治有特定的运行环境：在政治上，必须确立民主宪政体制；在经济上，必须实行市场经济；在思想观念上，必须提高全体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
所谓具体国情，则是指世界各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在历史传统和现实情况，在人民的知识水平、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等各个方面的不同状况。正是国情的多样性，才使得世界丰富多彩。同时，具体国情也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历史车轮的滚动，各国的国情均在不断发展变化。法治，就其本质来说，调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因此，所谓将法治规律与具体国情结合起来，说到底，就是如何使法治的普遍性准则为特定国家的人民所理解、接受、信仰和维护。
二
与具体国情的多样性相一致，法治道路亦具有多样性。法治道路的多样性并不是对法治的规律普遍性的否定，相反，它是法治规律普遍性的必然要求。综观世界各国的法治道路，既有成功的模式，也有失败的模式；既有发达国家模式，也有发展中国家模式；既有自下而上的社会自然演变模式，也有自上而下的政府自觉推动模式；既有通过流血的暴力革命建立法治的模式，也有通过非暴力的相互妥协而走向法治的模式。但不论是何种模式，凡是法治搞得比较成功的国家，无一不是较好地坚持了法治规律与本国国情的创造性结合。
英国在封建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势均力敌、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逐步取代封建生产方式的大背景下，通过封建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相互妥协而不流血地逐步实现了法治。英国的这种法治模式和道路，是根植于英国特定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情况之上的。英国从1215年制定《大宪章》之后，王权即开始受到一定限制，臣民权利被有限地确认。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则更进一步加强限制王权和保护臣民权利。因此，限制王权与保护民权的传统在英国有很长的历史。重司法是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一大传统，这表现在法治道路上即是对传统司法形式的保留和借鉴；普通法的形式、遵循先例的原则、大宪章等古老的传统形式得以维护，并注入了现代法治精髓。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英国“把旧的封建法权形式的很大一部分保存下来，并且赋予这种形式以资产阶级的内容，甚至直接给封建的名称加上资产阶级的含义。”
法国是在国王和封建贵族顽固阻挡第三等级崛起、镇压人民反抗的大背景下，人民以暴力革命推翻封建制度而逐步实现的法治。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封建势力异常顽固，专制王权对广大民众的压迫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王权根本不可能与民众妥协；而富有革命激情是法兰西民族的一大特点，这样，流血革命便不可避免。法国的法治道路是通过流血的暴力革命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大胆创造新制度。如通过了《人权宣言》，制定了多部成文宪法，颁布了民刑等重要成文法典，把资产阶级利益和主张融入其中。
美国作为由移民社区组成的联邦制国家，是在社区法治的基础上，形成了由社区法治到州法治，再至国家法治的独特的法治道路模式。美利坚民族是由移居北美大陆的不同国家移民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没有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传统。美国在建国以前已实现了移民社区自治，具备了法治雏形。独立战争后，美国于1787年由13个州签署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标志着美国开始走上法治道路。在没有人治传统影响的背景下，美国法治道路更具民主性和创新精神。
新加坡则是在一个区域狭小、人口不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岛国，为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在较注重领袖人物的个人意志和道德表率作用的基础上，按照本国的“共同价值观”对西方法治加以改造，融进自己的特色而逐步实现的法治。新加坡居民以华人后裔为主，儒家思想影响很大。新加坡法治道路在借鉴了西方法治的同时，亦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精神。
其他很多已经实现法治或正在成功推进法治的国家，也无一不十分注重将法治规律与本国国情有机地加以结合，并以此为基础来探索本国的法治道路。
当然，在世界各国的法治历程中，也有若干失败的记录。这种失败或是由于违背法治规律而歪曲法治精神，或是由于忽视本国国情而生搬硬套西方法治模式。二十世纪三十代德日两国虽名义上标榜“法治”，但只有法治之名，而无法治之实。法没有权威性，一切听命于希特勒或天皇；法没有民主性，国会立法只是摆设，实际大权独揽于个人；法没有正义性，充满着狭隘的民族主义，代表着垄断资本家和法西斯分子的利益。实行这种“法治”，其结果只能是灾难性的。二十世纪后半叶，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命运，对西方文明顶礼膜拜，对西方国家法治模式多是不加分析，全盘移植。然而，这种盲目的引进和推行西方法治模式，忽视本国的传统与文化，所移植的法律制度在本国难以生根，加上领导人贪污腐败，权力不受制约，遂导致社会暴乱，政局动荡，经济危机，使得本国人民不得不吞下所谓“法治”的苦果。
总之，不论世界各国的法治道路如何千差万别，有两点必定是相同的：第一，它必定是名副其实的法治，而不是人治，更不是专制；第二，它必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人民，从本国历史、现实和国情出发所作出的选择，而不可能是少数人超越历史、脱离现实、违背国情所作出的选择。
三
中华法系在战国与秦初时曾有短暂的法家思想兴盛，但随着秦王朝暴政的覆灭，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华法系逐步形成了以人治为特色的传统。长期的人治虽也创造了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封建社会的辉煌，但在西方各国近代开始工业革命以后，封建人治终因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而使中国日渐衰微，并最终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辛亥革命虽废除了封建帝制，但之后又演绎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曹锟搞贿选宪法、溥仪伪满洲国复位等一幕幕丑剧。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人治传统源远流长，封建影响根深蒂固。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重新获得独立，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使得共和国第一代领导集体没有选择法治之路。在经历了“文革”的十年浩劫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充分重视法治。小平同志极其深刻地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则进一步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和法治目标，并将其庄严地写入了宪法总纲。这一切表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致富强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成为两项既互为基础、又互为内容的统一的奋斗目标。我国的法治建设开始进入历史最好时期。
现在面临的最根本和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如何将法治规律与中国国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法治之路，我国的法治道路既不能搞全盘西化，也不能搞全盘本土化；既不能认为法治立即可以实现，搞“速胜论”，也不能认为法治实现无望，搞“无所作为论”。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到，我国已经有几十年立法、执法、司法和普法的成果和经验，也已经有十余年的地方、基层依法治理成果和经验。只要我们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认真总结我国法治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积极借鉴其他国家正确的法治理论和实际做法，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就一定能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之路。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
